冯铿和蒲风笔下的韩江在粤北的乡野寻找左联的星火（8）

2024-02-15 上午 10:00 作者：许瑞生

　　编者按：

　　1930年3月，在如今的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与社会黑暗斗争。当时，在左联的号召下，美术家、戏剧家、社会科学家等联盟组织纷纷成立，形成左翼文化阵营，以文艺为铎，为国人敲响振聋发聩的时代声音。

　　在南粤大地上，一批热血的潮籍文化青年前赴后继奔赴上海，成为左联的主要发起人或参与者，有“左联七常委”之一的洪灵菲，“左联五烈士”的冯锵，以及戴平万、丘东平、杜国庠、许涤新、许美勋、唐瑜、梅益、柯柏年等。在左联的影响下，陈波儿、郑正秋、蔡楚生等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艺术为利器，为大众服务，参与抗日民族运动。

　　1936年春，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解散，而她的精神流向全国，汇入各条战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众多粤港澳院校为维系教育不堕，曾有一段迁徙办学的艰苦历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管埠这个深藏粤北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办学地，众多左联文化人士走上战时学园的讲台。青山下，武江畔，有洪深、许幸之指导学生排练的身影，有穆木天、彭慧诵读新诗的语音，有符罗飞、唐英伟、刘仑手中画笔、刻刀的辗转。左联星火闪烁，用进步文艺丰富青年学子的生活，为他们驱散前路多艰的迷茫，陪伴他们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

　　时光荏苒，战争阴霾消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强音。2018年以来，以许瑞生为核心代表的广东“三师”志愿者沿着韩江—上海滩—粤北管埠等时空路径，深入挖掘整理左联历史，重新发现左联与南粤大地的历史人文关联，构建南粤“左联”之旅以及诠释左联精神在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的星火传递。

　　即日起，南粤古驿道网特辟《在粤北的乡野寻找左联的星火》专栏，跟随广东“三师”志愿者寻找左联的星火，致敬那些曾在动荡年代中照亮祖国未来的人。

冯铿和蒲风笔下的韩江

许瑞生

国家公园1

　　3月2日，恰逢“左联”成立89周年纪念日，上海市多伦路举办了一场“致敬左联，以戏剧之名”为题的纪念活动。3月24日，在广东的韩江，“南粤‘左联’文化之旅”将正式启动。早春三月，跟随“左联”文化人青少年时期的足迹，沿着韩江徒步郊游，多了份文学情感和敬意。

图为2018年国庆时的韩江。

　　对于韩江的“郊游”，1925年出版的汕头友联中学主办的《友联期刊》第五期刊载了冯铿的杂文《休假日游记》，有旧文共赏，文中一开始就写到：

　　“人类是动的、灵活的，这是人人都共知道呵！可是‘动’这个字，却有形式和精神的分别，怎么讲呢？譬如我们天天研究学理，一天有一天的进化、变更，这是精神的‘动’。旅行、郊游，换一换新鲜的环境，这是形式上的‘动’。进一层说，精神和形式的‘动’，因为生理和心理的联结，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如果到了一个自然很浓厚的地方，或者做了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那么，不单形式上感得‘动’的快感，同时精神上也必起了‘动’的进化呢。”[1]

图为冯铿在第五期《友联期刊》上发表的杂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7岁的冯铿，在学校放的一个中秋节假期里，与同学3人结伴乘汕樟轻便车到T城游玩，有感而发。在文中，特别对汕樟轻便车经过长长的木桥，而底下是涌动的韩江，发出赞美！

　　“到了一处，车要经过一条很长的木桥，下面是外砂江。到了桥的中间，一望这浩漫的江水，都是砂红色的，一阵阵的翻起波浪，雪洁的白鹭，翱翔在天空海上。呵！这是如何美化的富有诗意的自然呢？如何伟大神秘的自然呢？我不觉深深的醉陶了！”[1]

图为《友联期刊》第四期中，冯铿之论著《学生高尚的人格》。

　　这份期刊共有36篇诗歌、小说、评论、演讲和杂记，以及评论2篇、短篇小说2篇、杂文1篇，可见作为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出版科科长的冯铿是热情的、尽职的。

图为1928年冯铿在汕头时的写作手稿，藏于国家图书馆。

　　水驿是南粤古驿道重要的组成部分，韩江古水道在近代出现了多种交通工具互为换乘的环境。1903年，印尼华侨梅县人张氏兄弟筹资兴建潮汕铁路，1906年通车，从汕头至潮州、意溪，线路长42.1公里，运行33年。1915年，又建汕樟轻便铁路，先通车到外砂，1923年通至澄海。全长16公里，采用手推轻便客车，共有200辆。路基铺复线铁轨，使用人力推动滑行。1932年，由于营运汽车的兴起而被淘汰。

　　冯铿沿韩江远足乘坐的就是这种手推轻便客车，而“左联”诗人蒲风为我们留下的是另一种交通工具“火车”的回忆。

　　1930年，20岁的蒲风到了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读书，第二年岁末利用假期从上海回到家乡梅县隆文乡坑美村。此时，年仅24岁的冯铿已经在上海离开了人间。蒲风在沪乘海轮颠簸抵达汕头后，再溯韩江而上。1931年12月31日，蒲风在日记中记录了在归家路途上的情形：

　　“大批同学都于早上八点乘车赴潮，我和宋君，则因要想到商业学校一行，所以决意改乘十点半钟的车。十点半钟，火车开始走动，但车行极慢，车站又多，抵潮时已将近下午二点了。在车上已知道明后天无有赴松口之轮，于是临时改变了原议，不打算再滞留潮州一日了。……知了启行时间为下午三点三刻左右，便到湘子桥买了一瓶鱼味，返来已近三点。点过了东西，一下船，轮机已动，不久，买了船票——每人不足四元——船就慢慢地离开了潮州。”[2]

　　到了松口，还要周转数次才能回到家乡隆文乡坑美村。

　　1937年1月，蒲风离开福州到达他在日记中称为“第二故乡”的汕头谋事，并在2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

　　“说是联运，火车票跟汽船票可以一次购买，比分买还略有小便宜。可是，这一联运反比其他汽船为慢了。弄得大家叫喊不已。事实上是该办房不顾旅客安全，竟招揽了五只货船，拖得简直有如没有走的一样。船是昨晚十时靠码头的。因为太晚了，上岸下得旅店来，也不免要麻烦到十二点；所以，联合了其他旅客数人，我们决意宿在原船。”[3]

　　从日记中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当时，韩江“船拉船”的现象颇为突出，经常是汽船拉蓬船。有时候，梅县的旅客为了节省时间，就在停靠韩江边的船上过夜，有的是在汽船上，有的是在蓬船上，路程艰苦可想而知。

　　蒲风在同年5月17的日记中写到：

　　“我没有走成功，原因是只有日轮一，别的一艘却买不到票。本来除招商局的以外，都是外轮，都是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要打倒也不外是迟早的问题而已。那么，在目今买不到招商局的船票的当儿，搭乘外轮原是天经地义；既是外轮，不奈何时日轮又有何妨？——卒之没有下船，这半是天侯不好，半是明天有便利快轮所致。”[4]

　　1821年，已经有商人在汕开商铺。开埠后，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繁荣，航线增多，传统漂洋出海的始发地樟林港被汕头埠代替，汕头的发展有赖于码头的建设和各类航线的开通。20世纪初，已经形成怡和码头、太古码头、达濠码头、潮漳码头、招商码头、揭阳码头等十几座码头。西堤码头于近现代又形成“公共码头”，来往揭阳、潮阳。1862年，英国的汽船首次进入汕头港，而后，多国船舶陆续进入。1888年，招商局在汕头轮船码头经营，但海轮航运多为美、英、日所垄断，招商局是唯一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航海船运。

　　早逝的洪灵菲、戴平万、冯宪章等“左联”作家对家乡、对韩江的怀念均出现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少年的记忆是永远的创作源泉。洪灵菲在潮州《留省学会年刊》所发表的《野浴》就是儿时于韩江游水的美好情景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