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和由驿道线路产生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经济文化往来，都是中国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化驿道的第一步是根据遗址存在现状，规划出主要的可供古为今用的线路，进一步的深化必须寻找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事件和人物，产生与驿道往来联系紧密而富有吸引力的人文素材，形成特定主题的文化之旅。

　　对驿道主题线路的研究是需要不断深入挖掘，在此提出八条主题的遗产线路供探讨，仅是初步的思考，这一系列主题线路包括：

　　1. 南北通融文化遗产线路；

　　2. 葛洪与中医药文化遗产线路；

　　3. 汤显祖岭南行文化遗产线路；

　　4. 驿道古酒文化遗产线路；

　　5. 西学东渐文化遗产线路；

　　6. 瓷器文化遗产线路；

　　7. 香山古道群英故里文化遗产线路；

　　8. 《世界记忆》侨批和银信文化遗产线路。

　　一、国家统一的通道：南北通融文化遗产线路

　　1.国家历史统一之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驿道是武力和政治确保统一的基础交通条件和纽带，驿道的产生是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秦军南下，翻越的是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等由水路南下。秦汉是中国统一的重要时期，古驿道为南北通融创造了交通条件。古代的驿传制度和驿站源于商代，秦汉确定了驿道的邮、驿和置不同的级别，这里包含着设施马车的级别也指交通空间的分类，汉代邮亭驿置是将邮、亭、驿、置合四为一，三十里一置，十里一亭，五里一邮。719年开凿的南雄梅岭关是唐朝时期扼首南岭的关城，清远南天门古道是秦汉沟通五岭南北的第一条古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汕尾海丰的赤石村的羊蹄峻岭古道开凿于汉代，是粤东通往惠、广的要塞，1740年建筑关城和兵营，配防炮8座，50名士兵把守；在陆丰观音岭古道，始建于1394年，为海丰连接碣石卫防御营地的通道，最近一次修缮是1886年广东水师提督方耀钦明重修。建于1394年的饶平大埕卫所及其驿站，建于1809年的广东新会崖门炮台，目前均保持完好，也印证着防御体系数千年处于不断改善中。传统上，驿道与军事系统联系在一起， 在驿道旁设置“堡”“营”类似的设施，明代设置“卫所”加强地方防御功能，军事作用增强。明代驿道7条，水陆75处。

图为建于1394年的饶平大埕卫所中的驿站和入口。

　　1131年后崖门设置崖山寨，崖门一战宋灭于此。1662，康熙“迁海移界”，此处的军事防御功能更显重要。

图为建于1809年的广东新会崖门炮台。

　　岭南地区除了为国家所设立的海防线外，在各村以至各大宅，军事防御均是最基本的条件，从而产生各具特色的有军事防御功能兼备的居住建筑，韶关可塘双峰寨、开平的碉楼等都是范例。

图为韶关可塘村双峰寨的内部防守通道。

　　水驿重要性是珠三角水系发达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军事防御重点也包含着水驿。唐开始南粤驿道以广州为中心，因与京都的联系北向驿道为主。明朝主要驿道7条，最多时水驿站109处。根据运输工具不同分为“马驿”和“水驿”，如英德有“浈阳水驿”和“清溪马驿”。岭南为西江、北江和东江流域盆地，利用自然河流水路运输发挥重要作用，水驿是驿道制度中重要的区域特征，潮阳现在保存着唐代已经开通大“后溪古渡口”。唐代《唐六典》对驿路和驿站的设置更为完善，明确了夫与马的配比，包括水驿的设置。“都亭驿配备马75匹，驿丁25人；诸道驿分至6等，最多配备马60匹，驿丁20人，最少马仅8匹，驿丁2至3人。水驿则按业务的繁忙配备不同的船只。”1元朝称为“站赤”，明清驿道制度基本一致，5公里设一铺，马驿按级别配备马匹数量多寡不同，从80匹到5匹不等。水驿设船的数量也因正路和偏路的级别差异从20艘至5艘，明代视驿邮缓急分步递、马递和急脚递。

　　南粤古驿道具有地区特点的多指向特性，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在分析19世纪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中指出：“由于使用人力和畜力，因而运输费用昂贵，加上路途遥远，所以一个地区和另一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事务联系被减少到最低限度。”2正因为这一成本原因，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地区中心集中，包括驿道。除了传统集中于州治并向帝都聚焦外，南粤偏于一隅，且由于对外海上贸易，驿道多与海上贸易港口码头联接。在驿道与海防防御系统，在驿道出现了寨、所等场所。国家的统一需要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驿道包括关城、卫所等军事设施系列展示可以体现国家历史上版图完整的意志，将具有海防性质驿道、关城、炮台组合成线路，是体现国家统一军事历史的展示主题。

图为1898年珠江口的军事防御体系。

　　中西在火炮时代防御工事体系，尤其是炮台的修筑方式有较大的差异，炮台的兴建在中华帝国的历届王朝都予于高度重视。平面布局多因地势而修筑，弧型和圆型较多，炮台内设“官厅”“兵房”。图为1898年广东省沿海的炮台防御体系。图上已经反映了澳门大炮台多边形的棱堡平面布局。

　　2.秦汉时期广东建筑遗址

　　到达统治者可以居住和管理、防御目的地是驿道建立的目的，南粤古驿道出现年代最早是秦汉时期留下的。在近期的南粤古驿道总体利用规划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司徒尚纪教授提出：“按中原文化进入岭南时间和线路，西江、北江和东江同是重要通道。时间都在秦汉，故岭南文化形成发展，有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推移的空间过程，继而汇集珠江三角洲，形成扇形格局。”3广东考古研究所邱立诚先生通过历史研究和考古总结确定广东秦汉时期南粤遗址主要是有10处：1徐闻五里二桥、仕尾；2阳春春湾古旧塘；3乐昌河南州仔；4始兴罗围犁头嘴；5南雄乌径甘埠山；6英德连江口江口嘴；7广州中山四、五路周边街区，光孝寺；8惠阳潼湖蚬壳角；9五华华城狮雄山；10澄海华龟山。遗址同一建筑特征是使用绳纹瓦。4

图为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分布示意图，引自邱立诚撰写的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一文。

　　邱立诚先生提出了这些难得的南方秦汉遗址，也印证了司徒老师的论断。南昊先生在南粤古驿道网站所刊登的有关广州段古码头的迁移同样表达了这种时空关系。1993年开始的徐闻县是尾村汉代二桥遗址的试挖掘出土文物瓦当，也印证了此地与南越王宫署的建筑材料有十分高的关联度。此外，秦汉时期赵佗统治龙川辖地包括五华，这里雄狮山大型建筑基址初步确定是仿造中原高台榭建筑形式，应为赵佗的“长乐行宫”5。岭南建筑秦汉时期的型制和营造工艺是中国国家文化统一的象征。

图为五华秦汉南越王长乐宫行宫复原平面图，引自邱立诚撰写的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一文。

图为徐闻博物馆展出的仕尾村出土的瓦当。

　　在秦进入岭南之前，瓦没有出现在岭南的建筑中，这一系列遗址显露出筑城建关寨的可能性，与秦时赵佗任龙川令统治的龙川是地域辽阔，非现代的龙川县行政范围可以比拟，10处遗址中南越宫署御花园、南越王宫署和光孝寺之外，其他也判断为宫室、官署、城堡应该与赵佗建立南越国活动轨迹有关。南越王宫署、墓葬和御花园，出土建筑构件和文物的艺术形式既体现中原文化特征，又具有岭南特定环境下的“野性”，交织成趣。

　　长期以来对点与点之间的陆路联系缺乏原真性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地名与地名之间的意像性描述，秦汉古驿道的活化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对陆域交通的真实性作出细致科学研究后再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10处秦汉古遗址，必然有陆路交通的连接，也是驿道历史断面最具本底性质的基础网络。

图为南越王宫御花园园林水道造园林景观。

图为南越王墓博物馆出土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本土艺术融合的承盘高足玉杯。

　　秦汉遗址体现中原文化传入岭南的社会生活中，理所当然应成为南北通融线路见证历史国家统一的节点，它们是古驿道通达的目的地。但许多遗址没有挖掘，如何展示是需要研究探讨。对已经确定的遗产，还需要加大保护和活化的力度。

　　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和御花园充分活化展示于众。赵佗臣服汉朝，陆贾两次入南越功不可没。公元前196年陆贾登陆广州泥城码头如此重要的标志性遗址藏于西村广州发电厂里，如何利用尚需琢磨。

　　3.维护国家统一的岭南先贤之足迹

　　公元522年出生于高凉郡山兜丁山村的冼太夫人，原名冼英，被称为岭南圣母。岭南大乱时平定乱局，归附隋朝，602年于海南巡视中去世。

图为建于明代的高州冼太庙。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6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岭南圣母冼夫人的历史地位；“冼夫人是六世纪南越的杰出领袖，她谋算、勇敢、善于用兵，一生坚持和汉族团结友爱，保障地方秩序稳定，从粱大同初年（公元535年左右）到她的孙子冯盅死时（唐贞观，公元646年）止，一百一十年中，广东南部一直保持安定局面，她的功绩是值得后人纪念的。”6

　　从冼夫人领导的各场战事的记载，她的身影出现在惠阳、番禺、阳春、新会、三水、英德、广西梧州、江西万宁、吉安等地。与高州相联的驿道至这些战场，自然留下冼夫人的战马蹄印。高州长坡镇的旧城村是高州府旧府治所在，最早的隋朝冼太庙所在。1535年在现高州府重建冼太庙，保持至今。茂名之外，阳江、雷州半岛都有冼太庙。这些地方和地点均可以成为南北通融线路上的重要节点。

　　二、稚川移居图：葛洪与中医药文化遗产线路

　　晋代道教学家、医药学家葛洪应广州刺史稽含之邀从江苏句容家乡来到广州后就与罗浮山结下不解之缘，在广州师事鲍靓，获得道书《三皇文》并与鲍靓之女鲍姑喜结良缘，在广州有了“浮丘丹井”和修道行医的“越冈院”（三元宫）历史遗产。葛洪314年返回故乡，327年再返广州，原计划是往广西北流出任县令，但被罗浮山所吸引，隐居罗浮山研究中草药治病之道，其著作《抱朴子》巨著、大众性的《肘后备急方》、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三元宫和南海西樵山，可以成为中医药人文色彩浓厚的人文之旅重要题材。《肘后备急方》4卷46篇药方，可教百姓据药方采药治病，许多药方仍使用至今，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仍然不忘感谢葛洪实践和理论的启发。

图为《稚川移居图》，引自北京画院编的《大匠之门》。

　　罗浮山常列入五岳之外中国最重要的名山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的元代王蒙所绘的《稚川移居图》，上有“怡亲王宝”朱文，怡亲王之名，出现在1723年又是雍正元年，共有八代九位怡亲王。此画为王蒙具有历史故事性质的山水画作品，体现了元末画家对人物和地点的重视绘画历史特征。潘天寿认为中国绘画史上王蒙、黄公望、吴镇和倪瓒四大家为完成所谓元风者。7王蒙善山水也善人物，在四大元末名家中重色彩而独树一帜，这幅有关葛洪和罗浮山融为一体的居作，是南粤古驿道葛洪之道最好的图解。王蒙经历了元朝至明朝的转折，自己也曾经归隐山林，这与创作葛洪隐居罗浮山故事的动机有联系，不时隐居后出山为仕，但最后因政治陷害入狱，最后逝世于监狱中。王蒙人生可以引出元代众多星光灿烂的元代画坛群星故事。在词作方面李白、王叔书、苏东坡、汤显祖等都留下不朽诗篇咏罗浮山，人物、绘画、中医药和诗篇完美结合，这将充满吸引力的驿道文化遗产之旅。

图为罗浮山冲虚古观。

　　如何设计葛洪入粤上罗浮山的路线，需要考证，以需要借鉴尚未发展汽车和公路时从广州进入罗浮山下的途径。清末民初广州模仿西方画报以绘画加文字的方式出现了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平民画报》《赏奇画报》均是大众喜爱的“新媒体”，既有市井风情和八卦，又有游记或者新知识传播。1908年3月12日至29日《舆论时事报》其中就有游罗浮山的连续系列游记，作者潘飞声邀请好友从广州出发，通过水路到达罗浮山下，用中国山水画和咏山，地名包括石龙、九子谭、白鹤观、五龙谭、华首台、蝴蝶洞、、宝释寺、延祥寺、何仙观、佛子凹、白石门楼、“涤尘”石桥等，可供今昔比较。100年前的路线队未必是当年葛洪从广州抵达罗浮山的路线，由于汽车时代尚未到来，其线路更加接近葛洪上山途径，对今天重走葛洪之旅路线的选择有借鉴价值。

图为《罗浮纪游》第一幅登珠江轮渡，引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旧报新闻－清末民初画报中的广东》，2012年，岭南美术出版社，下均同。

图为《罗浮纪游》第三幅船至石龙。

图为《罗浮纪游》第四幅船至惠州境内。

图为《罗浮纪游》18幅白石门楼。

　　注释：

　　1. 郑向敏 著 《中国古代旅馆小史》， 学习出版社，2011年，188页．

　　2. ［美］施坚雅主编 叶光庭等译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249页．

　　3. 司徒尚纪著，《雷州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页．

　　4. 邱立诚著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收录于徐闻县历史文化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大汉徐闻两千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288－299页．

　　5. 邱立诚著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收录于徐闻县历史文化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大汉徐闻两千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291页．

　　6. 卢方圆 叶春生 主编 《岭南圣母的文化与信仰——冼夫人与高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22页．

　　7. 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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