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播出了一条题为《碧血丹心阮啸仙》的视频，其中提到“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阮啸仙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先驱”。充满深情的解说，弥足珍贵的历史画面，把人们带回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

　　在中共五大会议上，阮啸仙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阮啸仙（1898-1935年），广东河源人。他192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和广东首批学生党员之一。1922年秋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他正式走上了职业革命家之路，是广东学运、工运和青运重要领导人，大革命时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面临重大危机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时任中共中央农委委员、广东省委农委书记的阮啸仙，与陈延年、彭湃、苏兆征等人一起，被选为广东代表团的中共五大代表，但阮啸仙因肺结核病咯血和哮喘病发入颐养院治疗，未出席大会。

　　大会的最后一天，即5月9日，仿照苏俄的做法，“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共成立以来级格最高的党内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监委员会，并于当日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等7人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选举王荷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阮啸仙则与杨培森、萧石月等3人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今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之一，阮啸仙与其他组成人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根据中共五大修改的党章以及党章修正章程规定，开展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包括参加处理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内的一些党员违反党纪问题等，为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名成员中，有六人出身工人，其他四人为知识分子；有八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一人下落不明，只有一位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无一人叛变投敌。包括阮啸仙在内的这些党的纪律检察工作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使命担当！

　　在中共六大会议上，阮啸仙再次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的阮啸仙，与李立三、彭湃、杨殷、苏兆征等16人，作为广东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阮啸仙积极参加大会各种委员会，先后任大会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委员，并结合自身情况，在分组讨论时踊跃发言。6月26日，阮啸仙在讨论大会政治报告时发言，谈到对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这段时间党的工作，他认为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表现在组织上，废除了家长制；改变了上下不通、下情不能上达的状况，党的指导机关，“工农化多，提拔工农分子”,“党比较民主化”，党的基础改变等。发言中，他还强调了改造党的重要性，认为现要继续的改造党，要在群众生活里改造，这一点很重要；强调 “现在党与群众生活不适合，非把群众的实际生活反映到党内生活，不能真正改造党”。

　　7月2日，大会继续讨论，主要是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阮啸仙再次作了发言。针对农民暴动中出现的大烧、大杀行为，阮啸仙认为这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行为。他指出，有的地方是暴动失败了引起的烧杀，但是还有些地方是不应该烧杀的。此外，根据大会安排，阮啸仙还就“游击斗争的实际经验” 作了报告 ，作为周恩来军事主报告的补充；并就“仁化县农民斗争的经验教训” 作了 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由于受1927年11月召开的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将党的监察委员会改为审查委员会的影响，大会决定也将纪律检查机构的名称作了相应的更改，代之以职权范围相对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这实际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延续。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与任务，就是“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 。7月8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成员外，还选举产生了中央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阮啸仙与刘少奇、孙津川三人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二人为候补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

　　从中共五大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到中共六大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阮啸仙是唯一一位连续在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党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组成人员的人。虽然当时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战争因素等复杂原因，阮啸仙还是在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阮啸仙工作岗位虽多次变动，但其正风肃纪的使命从未改变

　　中共六大会议后，阮啸仙工作岗位和职务虽经多次变动，但其正风初心不忘、肃纪使命未改，诠释了一个纪律检查工作先驱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本色风范。

　　1929年初，阮啸仙从莫斯科回国后，奉命被安排参加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工作。2月，阮啸仙到南昌，被任命为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8月，因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范自成私自离岗去了上海，省委秘书长一职同时由阮啸仙兼任；9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86次会议，讨论了江西工作，决定对江西省委进行改组，任命沈建华为书记，阮啸仙任宣传部长，欧阳洛任组织部长，柳直荀任秘书长；9月26日，由于欧阳洛、柳直荀被派往湖北省委工作，中央政治局又再次决定，阮啸仙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职由吴道一接任。期间，阮啸仙参加领导江西各地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支援井冈山等地红军发展，为推进江西城市与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付出了心血。11月中旬，阮啸仙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江西省委工作。从1929年2月到任，至11月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离开南昌，阮啸仙在江西省委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但其工作岗位变动三次，且从不与党组织计较个人得失，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组织观念和党性。

　　1930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河北省委，由卢福坦、陈原道、阮啸仙等人组成省委，卢福坦为书记，卢未到之前，暂由阮啸仙代理书记。期间，阮啸仙坚持原则，忍辱负重，与罗章龙、曹策为首的党内分裂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河北和天津党组织渡过了一次严重危机。1931年2月，以徐兰芝为书记的河北省委成立，阮啸仙改任省委军委书记。同年4月8日，河北省委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徐兰芝等省委领导人及机关干部13人被捕，阮啸仙正遇哮喘“病发”，因“迟到五分钟”到会，幸而躲过此劫。在这危急关头，阮啸仙一方面向党中央报告省委惨遭破坏情况，并请求迅速派一名书记和宣传部长到河北；另一方面将省委机关紧急转移至北平，与省委委员刘锡五等3人组成临时中共河北省委，主动承担起责任，再次代理省委书记，继续坚持秘密斗争。直至5月8日，河北省委在北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省委，中共中央派来的殷鉴任书记，阮啸仙则改任组织部长，才结束了第二次为期1个月代理书记的特殊经历。新省委成立后，阮啸仙全力支持省委书记殷鉴的工作，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集中力量恢复、整顿河北省委及北平市委组织；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到工矿领导工人斗争；开展各种宣传，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斗争等，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和能上能下的宽广胸襟。

　　阮啸仙通过审计问题线索，查处了一大批贪污浪费分子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阮啸仙与林伯渠、滕代远一起，再次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紧接着召开的“二苏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阮啸仙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被人誉称为中共首任“审计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确保中央苏区审计工作有法可依，阮啸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牵头组织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标志着中央苏区步入了依法审计的轨道。为确保审计工作客观公正，阮啸仙为全体审计人员制定了“六不准”的工作铁律。据当时曾做过审核员的廖德周等老同志回忆，“六不准”的大致内容是：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阮啸仙带领全体审计人员，根据审计条例关于“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的规定，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国家企业、群众团体及军事机关进行了财政预决算、财经支出和节省情况等方面审计，并配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通过审计查出的问题线索，按照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二十六号训令，从重从速查究了粤赣省、福建省和雩都县、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中央土地部、邮政总局、互济总会、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中革军委印刷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案件，在中央苏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基于此，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部门单位、军事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工作热情，阮啸仙高兴地在审计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推动了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使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尤其在争取国内战争无论如何要胜利的上面，存在着伟大的实际的意义！”

　　（本文引文引自《阮啸仙文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阮啸仙研究史料》等）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自南粤古驿道网，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