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宋时期是南粤地区发展的重大变革时期，南粤古驿道作为支撑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熟。这个时期的古驿道系统，由唐代正南线——东南线的驿道系统，逐步演化形成了宋代沿海线——腹地线的驿道系统，不同线路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唐宋之后的南粤地区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南粤古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揭示了古代南粤地区发展的空间特征，成为研究古代南粤地区发展的一个有益视角。

　　一、基本背景简述

　　（一）唐宋南粤古驿道的基本界定

　　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出兵一统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三郡。汉高祖三年（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也是南粤（越）简称的由来。“粤”是“越”的通假字，故今广东省简称为“粤”。

　　古驿道是我国古代用于人员往来、物资运输、信息传递的通道，是支撑古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大部分传统村落、集镇的孕育是与古代交通网络紧密相关的，沿河近桥的‘街市’往往是因为水路与陆路的交汇便利而形成。”唐代到宋代的时间跨度较大，为定义明确，本文所称南粤即是指古代的今广东省境内之区域，所称唐宋南粤古驿道即是指唐宋时期今广东省境内的古驿道（图1）。

图1 南粤古驿道历史演化

　　（二）唐宋南粤古驿道的走向

　　唐宋南粤地区北、西、东三面多山，唐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为雾作瘴”，喀斯特地貌较多，南面临海，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多山地丘陵，平原、盆地较少，珠三角和东西沿海地区的冲击平原仍处于发育阶段，所以唐宋时期南粤内部之间的交通基本上以水路交通为主，陆路则在不同水路之间起到了连接作用。

　　初唐时，北江流域的连州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节点，中唐时，张九龄修通梅关古道后，交通的主要通道就转变成经由南雄州—韶州—广州。海上通道就是今天所讲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漳州、潮州，沿海岸线航行后转广州，雷州，海南岛的振州（今三亚）也都是这条航线上。广州处在岭南内部城市交通的中心位置，唐宋时期广州四方通达的区位交通，就基本决定了广州在岭南地区的优势地位。

　　二、空间轴向关系的演化

　　（一）主要州府的分布变化

　　古代是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生产的规模，也决定了赋税水平，因此往往根据人口来确定州县的重要程度。从人户数来看，唐代（图2）广州、韶州、连州等相对靠前，宋代（图3）广州、韶州、循州、惠州、连州、潮州等相对靠前。西江区域的州府人户相对均匀，端州的人户在西江区域相对占优。

图2 唐代州府人户数分布图

图3 宋代州府人户数分布图

　　从区域布局来看，韶州、连州、南雄州处于粤北接壤湘赣；循州、潮州处于粤东部接壤闽赣；端州处于粤西，是西江流域梧州与广州的中间位置；雷州是通往琼州（海南岛）的必经之路。综合来看，广州一直是南粤地区十分重要的枢纽节点，韶州、潮州、循州、惠州、连州、端州、雷州等都是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重要的州府城市。

　　（二）正南线的衰落与东南线的兴盛

　　秦一统岭南，由于秦代定都咸阳，经由灵渠向北通过水路是当时进出岭南的最优路线，因此秦代岭南西部的漓江流域始安郡（今桂林）得到了开发。处于岭南东部的南粤地区主要通过西江—漓江—灵渠北上与中原地区沟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属的驿路，这些驿路主要是沟通珠江水系和湘江水系。

　　东汉初年，南越国割据岭南，南越国之后，南粤地区发展缓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孙吴短暂建都武昌，西晋建都洛阳，南朝宋、齐、梁、陈定都建康，行政中心东移，于是开辟新驿道，增强了南粤地区的对外联系，这些新开辟的驿道集中于沟通珠江水系和赣江水系。

　　蓝武驿道和两都驿道是经由长安去往长江沿线的主要通道，进入长江沿线后，通过湘江或者赣江沿线进入岭南，由于从长安经由蓝武驿道转湘江入桂的这段基本沿正南行进，王育民先生将沟通珠江水系和湘江水系的线路称为正南线，将沟通珠江水系和赣江水系的线路称为东南线（图4）。

图4 正南线与东南线示意

　　（三）不断扩张的沿海贸易线路

　　唐代以前，远洋航行困难重重，航运主要通过近岸的方式进行。水密隔舱造船技术在唐代以后广泛运用，为贸易线路的扩张奠定了技术基础。水密隔舱技术多个横向布置的隔舱板强化了船体结构，大型海船的建造成为可能。大船可以更好地抗击风浪，携带更多补给，运送更多货物，船大人多可以抵御海盗，为远航创造条件。当船体出现险情时，水密隔舱可以分舱隔离，然后进行修复。水密隔舱可以方便多个货主的货物分舱存放，利于管理，这样一条船就可以接纳多个货主的货物，在沿线多个节点进行货物交换。造船业是资金密集的行业，绝大多数民船都是合股建造，清前期福建地区常见的合股造船称之为“十三股艚”，对应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则刚好为13 个舱，笔者认为，分舱的出现能够简单界定股份，对合股造船是一种推动。更大的船舶被制造出来以适应更加复杂的航行条件，长距离航行，乃至远航海外都成为可能。因此，在水密隔舱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唐宋时期外贸活动频繁。

　　图6反映了南海区域海浪变化的一个相对态势，可以看出，钦州—雷州—海南岛西部的北部湾区域是一个浪高相对缓和，而从珠江入南海的浪高较其它区域大，冬季浪高到达极值。从浪向的分布上来看，冬春两季水朝南海方向，夏秋两季朝南方沿岸。从浪向叠加浪高来看，3~5 月是珠江口出海的最佳时机。广州黄埔神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自唐代开始在每年农历2 月举行波罗诞庙会以祭祀海神。在祭祀海神后商船杨帆远航，实际上就是争取珠江口出海的最佳时机，宋代封神的妈祖生诞祭也是在每年农历3 月。

图6 1979~2012 年南海有效波高和波向月平均值，箭头为波向，填色为波高（单位：m）

　　三、对唐宋南粤发展的主要作用

　　（一）州府城镇发展的结构支撑

　　南粤古驿道对于南粤州府城市的生成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古代城市营建注重水的因素，一方面城市需要水来维持运转，另一方面对外交通需要江河水系，唐宋时期的南粤城镇分布就呈现出明显的依托水运交通组织的特点。一条驿道线路的形成需要线路上若干个节点的连接，节点就依次成为了城镇发育的结构依托。

　　正南线和东南线的相互作用，是影响秦汉至唐南粤地区空间发展的主轴。如三国时期修建的乌迳古道，使得韶州（韶关）成为南粤地区唯一能同时沟通湘江水系和赣江水系的重要节点。西晋末年修建松溪古道后，东晋时就从南海郡析置义安郡、东官郡，从南北朝刘宋时期到隋大业年间，从人户的绝对数上看，义安郡与苍梧郡基本处于同样增幅，可以研判二者处于相近的发展态势之中，而隋代到唐代更是迅猛增长，从数据增幅上大大超越苍梧郡（表1）。苍梧郡是正南线古驿道系统入南粤的关键节点，潮阳郡（义安郡）是东南线古驿道系统入南粤的关键节点，从人户的变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两线驿道系统的转换。

　　（二）商贸文明转变的重要保障

　　唐代到宋代的城乡分工出现了重要变化，商业活动在宋代的活跃促进了州府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换、贸易往来，对于唐宋南粤地区而言，宋代沿海线古驿道系统的发育，将古代南粤地区的海洋商业贸易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宋会要辑稿》中记述了熙宁十年（1077 年）及宋前的商税3）构成，商税增幅较大的州府区域，必然是贸易活跃的区域（图12）。从图13 中可以看出，高州增幅1610.23%，原因在于：（1）旧额基数较低；（2）贸易线逐渐向沿海转移；（3）在高州总额6344.95 贯的商税中，庞村浮艳津就录得4600.8 贯，说明庞村浮艳津在一条十分繁忙的贸易线路上，图11 为笔者研判庞村浮艳津所在，说明高州的海洋商贸活动在宋代十分活跃。

　　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通过海路进出岭南也成为一种交通路线的组织方式，南粤古驿道成为了唐宋时期南粤地区海洋商贸文明生成的重要保障。

图11 宋熙宁十年商税增长分布

图12 庞村浮艳津所在

图13 宋熙宁十年南粤各州商税增减

　　四、结语

　　从南粤古驿道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很好地探析南粤乃至岭南历史上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的变迁。从唐代正南线——东南线驿道系统向宋代的腹地线——沿海线驿道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南粤古驿道系统产生的轴向关系支配了南粤地区的空间发展，也保障了商贸文明的转变。依据古代南粤古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可以对古代南粤地区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个结构性的认识维度。

　　作者简介：

　　陆 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教授。

　　林广臻，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唐宋南粤古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探析》一文首发于《南方建筑》2017年第6期，本站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