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共蕉平寻县委《本月工作计划》决定“将留车桥改为列宁桥，由石正到筠门岭之路改为列宁路，由中坑〔行〕至安远之路改为马克思路，在路旁须建筑凉亭及路树等（两旁），由县政府督促附近之乡苏执行之”（原件在江西省档案馆）。这是“马克思路”“列宁路”最初的文献来源。“马克思路”“列宁路”是贯通闽粤赣三省边县苏区交通运输网的两条秘密主干道，纵横数百公里，前者呈东西走向，横跨蕉岭、平远、寻乌、安远四县；后者呈南北走向，纵贯会昌、寻乌、平远、梅县四县。这两条主干交通线在蕉平寻县委、县苏驻地的寻乌留车相交汇，形成了中央苏区纵横交错的红色交通运输网，是中央苏区的南部交通路线利用最多、价值最大的道路基线。“马克思路”“列宁路”在中央苏区红军和沿线党组织、革命群众的精心维护下，成为中央苏区南部最活跃、持续最久的贸易线，也是维系中央苏区经济命脉的南部秘密盐钨通道。

　　一、“马克思路”“列宁路”是中央苏区的食盐、布匹、粮食等紧缺物资主要的贸易通道

　　食盐是赣南中央苏区最为紧缺的生活物资，在赤白对峙的“马克思路”“列宁路”这两条运输线上，对食盐控制与反控制、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从未停止。

　　据平远民国档案显示：1932年8月13日，平远“仍有奸商将食盐源源运赣济匪”。1933年3月到5月间，刘天河等6位运盐“红匪”先后被抓入国民党监狱。同年8月14日，差干湖洋一带有藐不畏法乡民，于夜间偷运食盐，接济共匪。次日，差干湖洋一带的谢风祥等7人因贩卖私盐被捕入狱。1934年，在大柘途中，没收的食盐1285斤零5两和火油13罐；在八尺途中，查获私盐900斤。苏区出入口贸易是经济斗争，也是军事政治斗争。在这条战线上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他们为了迷惑敌人，有的将采购的食盐，用打通了竹节的竹筒装运，由船上偷偷从河里运走；有的扮装农民挑灰出城，灰下装盐；有的用带隔层的粪桶装西药，运往苏区；还有的武装护运，黑夜闯关，通过封锁线。如不幸被截住，往往惨遭杀害。

　　“马克思路”“列宁路”贯穿粤赣交界赤白交界地带，以山间小路为主，避开了县城和澄江大道，运输主要靠人力和骡马。这两条交通线民国初年就已形成运力，至中央苏区时期从未间断，仅赣南至平远的挑夫有3000余人、马120匹、骡350匹、驴50匹。蕉岭新铺转运的盐年达9000吨，平远坝头圩运出食盐每天可达10万公斤。由此可见，这两条交通线在食盐输入中央苏区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曾这样记载，“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从这一个侧面说明，广东的盐通过“马克思路”“列宁路”运抵经筠门岭后，输送到中央苏区腹地瑞金、兴国等地，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吃盐异常困难的局面。

　　食盐的运输过程则并非一帆风顺，充满各种艰险和传奇，充满了智慧的较量。原老红军、江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吴兴介绍了如何把盐经水运从筠门岭到赣州等地情况：

　　会昌筠门岭是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交通要道。那时资本家在“岭上”（指筠门岭）开了不少店铺，有米行、盐行。运猪是为了掩护运盐，如一只十五吨的船，船底下至多装半吨水，然后把盐化入水中，这样能搞个千把斤盐，水面上再架些大竹竿，竹竿上面放篾板子，猪就放在篾板子上。途中猪尿会拉流下去，所以都说那时吃“猪尿盐”。我们的船主要是到赣州，过白区时送点东西给口子上的人，只要不是公开运盐，就能通过。

　　布匹也是十分紧缺的物资。民国时期兴宁布匹在中国占相当比重，梅县、兴宁布从“马克思路”和“列宁路”经寻乌、信丰运送筠门岭到瑞金或赣州等地比从上海转要直接得多。大量的布匹，也是通过山间小道“马克思路”“列宁路”辗转运到中央苏区腹地。

　　中央苏区的食盐、布匹极度匮乏，主要依靠“马克思路”“列宁路”从周边的广东、福建输入，而从白区换取食盐、布匹等紧缺生活物资则主要靠粮食、生猪的输出。粮食、生猪的输出通道，同样经“马克思路”“列宁路”，毛泽东在著名的《寻乌调查》中就多次描述了这两条交通线在生猪、粮食输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里曾经描述了一条贩猪路：“由安远南乡，走（寻乌）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行〕圩，往梅县。”这条贩猪路，实际就是自西向东延伸的“马克思路”。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里还描述了寻乌的“米”经平远输出的三条主要路线，除了粤赣大道外，就是山间小道的“马克思路”“列宁路”。他这样写道：“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这条运输线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路”。他同样记述了另外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这条运输线实际上就是指“列宁路”。

　　革命战争离不开物质保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位于赣粤交界的“马克思路”“列宁路”为中央苏区腹地食盐、布匹、粮食等紧缺物资提供了可靠的贸易路径，成为中央苏区南线两条撕不烂、打不垮的红色交通运输线。

　　二、“马克思路”“列宁路”是赣南中央苏区钨砂出口的贸易生命线

　　在帝国主义疯狂的准备战争的形势下，钨砂是制造军用品的重要原料。“他们很迫切的需要钨砂。现在南昌、九江以至广东的国民党的贩子们，为着抢夺向帝国主义出卖钨砂的利益，正在那里像野狗争肉似的乱咬。”钨砂的军事战略价值可见一斑。

　　中央苏区对外贸易中钨砂出口是大宗。中央苏区赣南是钨砂主要矿地，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钨砂，是在苏区里面。苏区缺盐，无盐难抬枪炮；军队要枪，钨砂能换盐枪。钨砂这样的重要物资和大生意，则由中央钨砂公司，通过各种关系，卖给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广东、湖南等地砂商。

　　中央苏区钨砂出口贸易是近期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课题，把它上升为苏区和各利益集团斗争的战略焦点，而大部分专家学者均把目光聚集在赣江办事处和江口贸易分局。“马克思路”和“列宁路”北端秘密关口筠门岭不仅是重要的盐、布、药品的进口通道，同时也是钨砂出口秘密“孔道”。位于贡水、桃江、平江交汇点的江口、茅店和连接赣、闽、粤3省交通的筠门岭是“当年苏区进出口贸易运输的主要口岸”。因此，笔者认为筠门岭对中央苏区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江口。

　　从“筠门岭转陆运，经寻乌过广东”是中央苏区外贸运输线4条中的重要一条。中央苏区输出土产换物资的对外贸易超过一千两百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的。货物的起运以筠门岭关口比较安全与快捷。与江口分局打交道的李振球和曾伟仁都是广东兴宁人，筠门岭商会会长游质君也是兴宁人，筠门岭往梅县交通基本上是由梅州地区客家人掌握的商路。

　　中央苏区特别重视筠门岭这个进出口关口。1932年2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筠门岭设立关税总处，吉潭、罗塘等设立分处。独立三师在澄江设“留守处”，老红军林烺巨曾在筠门做筹款工作，后调到澄江留守处任管理员，1932年底担任负责人。1933年9月，中央苏区粤赣省建立后，大力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口贸易，在筠门岭和罗塘设置了贸易分局和物资采购处，就近与毗邻广东、福建开展进出口贸易。走会昌—筠门岭小船能装一千到两千斤，铁山垅矿场钨砂运到会昌白鹅湖洗砂场精选后，水运逆行至筠门岭，路途最近且十分安全。

　　1932年，中央苏区卖给陈济棠第一军52块银元/百斤；1933年夏中央苏区卖给十九路军50块银元/百斤。1933年11月，广东省政府对钨砂实行专卖，钨砂的价格也随之上升。统制方式是对钨砂生产和运销实行官方控制。根据中央苏区时期曾任木船工会委员长的王中仁口述：“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在会昌筠门岭打打停停。红军通过陈济棠的军队进行贸易往来，他同样要我们的钨砂，也同样供给我们食盐。在这里的运输是靠小船和竹排，筠门岭也有小河流向会昌，从会昌往上水通瑞金，往下至于都、江口，我们的钨砂就是从于都运到筠门岭。”

　　筠门岭是中央苏区钨砂水陆转运的最安全、最便捷的孔道。筠门岭距离广东平远县较近，可以很便利的实现水陆转运，经平远、蕉岭等地近距离运抵梅县，然后自梅江—韩江顺流而下至汕头，装船启运出海。

　　除了筠门岭之外，赣南中央苏区钨砂通过“马克思路”“列宁路”其他各关点，辗转经梅县水运至汕头，行销海外。在赣南中央苏区钨砂运输出海的过程中，“马克思路”“列宁路”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陆路通道角色。一是经“马克思路”，从寻乌留车往东、东南经丹竹楼（或合畲）—平远儒地—中行—快湖（拐湖）—寨颈背圩—大水坑（或坳上大湖背）—东石圩—茅坪—中村到蕉岭徐溪—新铺—松口或由中行（快湖）—大柘—柚树圩—新铺—松口或由大柘—长田圩—梅县城—松口。二是经“列宁路”，由留车往南经大田—澎皮湖—岑峰—田子里—平远矮嶂—石正—梅县龙虎—大坪—梅城。钨砂抵达梅城后，由梅江—韩江转运至汕头出海，这比钨砂千里迢迢转运广州出海相比大大缩短了行程，也节约了费用。

　　自从汕头开埠后，实际上，整个闽西、潮州北部、嘉应州以及惠州西北部等地向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货物，不再循东江而至广州，改走韩江在汕头进出口。当然，经汕头口岸向西方国家出口的贸易货物中，也包括赣南钨砂这种紧俏的战略物资。根据民国矿业专家洪诚调查，“吾国钨砂出口地点最著者为香港与上海，次为汕头。其中经过粤境由香港出口及由粤境直接出口者，五属其四。”就全国而言，汕头的钨砂出口量仅次于香港、上海，而汕头钨砂的出口中，主要来自赣南中央苏区，其输出的陆路通道就是经由“马克思路”“列宁路”。

　　三、  “马克思路”“列宁路”成为中央苏区民众自发交易的秘密通道

　　在赣南中央苏区，对于钨矿的出口，除了政府成立专门的钨矿公司进行开采、经销外，还鼓励苏区群众自发开采小型钨矿，自发参与钨砂边界交易，换取生活必需品。“马克思路”“列宁路”渐渐成为中央苏区民众自发交易的秘密通道。

　　毛泽东在1933年8月15日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央苏区的钨砂出口：矿石出口量，每年三百万担。1933年，盘古山、铁山垅、小垅3个矿藏产量为1800吨左右。盘古山1931年恢复钨砂生产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总产量为2000吨，产值达400多万银元，换取苏区急需的大量物资。盘古山肩挑至桂林—高排—会昌过筠门岭运往广东等地的运费每担（50公斤）约3-6毫洋，并有红军战士押运。

　　中央苏区外贸主要采取“以货易货，以物换物”形式，强调和始终坚持“依靠赤白交界的群众力量”，钨砂等矿产品出口免税，群众也以钨砂换急需品和生活用品。“商人给我们多少咸盐，我们就给多少钨砂。咸盐每包十五市斤，每人挑两到八包，用竹篓装好。钨砂二十五市斤一包，用竹篾包好，再用麻袋包。”1933年，“在赣南发现钨矿二十余处，而土民自由采矿者亦达二万余人。”

　　中央苏区采取灵活的外贸政策，让广大群众自发自救进行边区贸易，“走筠门岭出省做生意的，不是几十个、几百个人，而是一大帮一大帮的走，一帮就有上百人。这一帮是兴国的，那一帮是于都的，还有瑞金的、会昌的等等。”1934年7月21日，陈济棠令其“文胆”民政厅长林翼中发出训令：要求平远等地的“私钨购解处”发现私运钨砂的，就地出价购买，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赣南中央苏区群众在“马克思路”“列宁路”运输线上进行民间钨砂交易。因此，这种民众自发的钨砂开采、交易量占比不小。

　　“马克思路”“列宁路”等南部山间小路是最好的钨砂秘密交易通道，水陆联运相得益彰。赣南中央苏区人民通过这种民间的钨砂交易，换得一些生活必需品（如食盐、布匹等），改善了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进行经济封锁带来的生活困苦，有利于中央苏区开展反“围剿”斗争。

　　“马克思路”“列宁路”是中央苏区史上唯一的两条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交通运输线。许多红军将士、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为捍卫这两条交通命脉，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付出了巨大牺牲。“马克思路”“列宁路”对于整个中央苏区的存在、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1933年4月在成立国民经济部训令中指出：扩大对内对外贸易等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对整个战争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参考资料：

　　1. 《蕉平寻县委本月工作计划》，江西档案馆，第G001全宗2目417卷。

　　2. 《平远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蕉岭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3. 《回忆苏区的交通》，江西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1987年2月编印，第45、46页。

　　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5. 《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1页。

　　6.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4页。

　　7. 《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9页。

　　8. 《江西省钨钽铌工业志》，中共中央党小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19页。

　　9. 《民国广东商业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64页。

　　10.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5页。

    作者简介：

　　叶俊新，平远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启良，法学硕士，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和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指导，发表于《党史与文献研究》2017年第3、4期，该期《粤史论坛》召集人、资深党史专家袁小伦评价“叶俊新、张启良的论文是中央苏区经济活动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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