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移居海外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历代潮人或因生计,或迫于当时政府严厉的政策,纷纷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漂泊在异国之中,历经磨难倒也慢慢扎根下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的原因,潮人移居海外在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印记。
宋元时期
泰国的唐人街
“无可奈何炊甜粿,打起包裹过暹罗。”千百年来,潮人过番是迫于无奈,也是带着美好梦想的冒险选择。据《潮州志》记载:“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昔年帆船渡洋,一往复辄须经岁。”唐宋时,由于对外往来通商贸易的关系,已有潮人暂居海外的现象。潮人向东南亚移殖,能见到的记载溯自南宋:“潮州人之移殖泰国,约始于南宋末年。”(《泰国潮州会馆特刊》)早在宋、元之间,便有一些潮州人因战乱而避居东南亚各地。南宋灭亡前夕,潮州知州马发守潮州抗元失败后,义民遗官相率避难海外,其中也有一部分潮州人。
泰国的素可泰王朝
元朝入主中国后,泰国的素可泰王朝三世国王坤南甘杏(史称敢木丁)即与元朝通好。应暹国的要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曾派遣陶瓷工匠到暹国制作陶瓷器,设窑于宋甲洛。现泰国尚留下不少遗物称为宋甲洛陶瓷。因潮州城自古盛产陶瓷,且对外往来较早,故元朝派遣的陶瓷工匠中或有一些潮州人成为技术移民。
明代时期
饶平的柘林
明代初年曾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禁令“寸板不准下海,点货不准入番。”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间,明成祖使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联系。此间海禁一度放松,当时的南澳称为“番倭互市之地”,饶平的柘林也为“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泊。”由于郑和接续出使南洋各国,海行无阻,于是闽粤沿海人民慕利群趋为商贩,来往海外通商贸易,因而移殖东南亚的潮籍华侨日益增多。这是早期的商业移民。
明代初年实行海禁政策
明朝中后期,朝廷再度实行海禁。当时流入海上就被称“海寇”,列为清剿对象,官逼民走,拒民于国门之外。这就迫使前往海外通商、谋生的一些闽粤沿海居民,有家归不得而流居于东南亚各地,其中不乏潮人。据《明史》记载,明正统年间(1436—1449),潮州滨海之民“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明中期澄海人杨四,幼时与其父移居柬埔寨。魏源《海国图志》暹罗条记载有:“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潮人在暹罗的地位如此之高,非经几代人之努力难以做到。澄海人林道乾到达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定居。北大年的国王将女儿嫁给他,并“划其所属之地若干,使道乾率众居之。”(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他在当地建立了功绩,当地人民将北大年港改称为“道乾港”来纪念他。此外,在明末清初抗清斗争中大批潮人追随郑成功赴台,也是潮州移民史上不能抹杀的一页。
清朝时期
清廷实行迁界海禁政策打击郑成功
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之后,沿海的明代遗民相率逃难海外,又促使潮人进一步向东南亚移殖。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实行迁界海禁政策,限粤闽沿海人民内迁50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支持,潮汕沿海一带成为“田庐荒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哭望大未”的悲惨世界,导致“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的沿海潮民被迫出海谋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台湾后,乃解除海禁。乾隆十二年(1747年)允许沿海商人领照到暹罗采购大米以接济民食,于是东南沿海的海运外贸兴旺起来,澄海樟林港成为入口米粮的集散地。樟林港海运贸易的发达,为潮人向海外移殖提供了交通上的方便,从此潮人得以自由出国,自十八世纪中叶,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出国谋生的潮人源源不绝,仅移殖泰国一地,“有史料可资考察者,为1782年至1868年,潮州一带乘红头船移入泰国者人数甚众。此一阶段约100年,华侨人数达150万人”。
据《潮州志》记载:“潮州地狭民稠,出洋谋生者至众,居留遍及暹罗、越南、马来亚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处。”《马来西亚潮人通鉴》提到:“潮侨出洋,初至暹罗,于暹罗创有丰功伟绩,拥有极大势力,人数最众,故暹罗遂成为潮州人之第二故乡。由此分散南下,有至苏岛之旧港、后移占碑及廖内各小岛,有至马来西亚之新加坡及柔佛。”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早年撰写的《潮州历代移民史》中写道:“至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岛者,为移民史一大事。据统计,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汕头出口共101261人,光绪三十年至民十二年,实际出口共52069人,就中以民六年73000人为最多。盖其时南洋橡椰有价,垦殖利多,商场畅旺,故州人咸趋之也。民二十八年,因抗战时期,人民及儒属避地南徙故,实际出口又越62233人。三十三年,州境沦陷,交通梗阻,其经揭阳县出口者仅20人耳。复员后,出口人数略有缺乏,外移之数,亦大不如前矣。”
责任编辑:李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