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当年华侨们奔赴海外谋生的主要原因。每一个华侨的身后，都背负着一个家庭，从嗷嗷待哺的幼儿到垂垂老矣的父母。虽然谋生不易，但是当年的华侨们，通过侨批这种形式将血汗钱不断地寄回家中，赡养家人，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还成为当时侨乡的重要经济支撑。当中，资金流入的规模，每年甚至数以亿计。

　　侨批，成为了华侨与家乡之间的、亲情与经济上的双重纽带。

当年前往新加坡的华人劳工

　　从做苦力到创办钱庄、罐头厂

　　从苦力到后来的商界大腕，曾仰梅是当年华侨们在海外奋斗、反哺家乡的代表人物。

　　据曾仰梅的小儿子曾益奋说道，最初，是他的爷爷离开家乡，坐着红头船到了泰国，由于没有什么技能，所以只能做泥工这样的苦力赚钱。而其父亲，则在那段时间里于泰国出生。

　　可是不幸的是，爷爷因为劳累过度，在父亲仅六岁的时候就去世。年幼的曾仰梅只能跟着叔公一起生活，并且在工地上帮工。

　　其后，曾仰梅被送回家乡和婶母生活，还在家乡的私塾中接受了教育。几年之后，婶母去世，曾仰梅只得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泰国投奔叔公。

　　不甘心一辈子做苦力的曾仰梅，通过在曼谷做干果生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开始走街串巷贩卖干果，后来开了自己的商店。生意越做越大，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

　　其后，曾仰梅利用在海外的积累，回家乡开办了钱庄、侨批局、汕头第一家罐头厂和百货商店，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其产业遍布汕头、香港、曼谷等地。

　　曾益奋回忆道，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已经回到汕头家乡生活，当年创办的许多产业因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但是家族三十多口人依然能够靠着曼谷的九栋房产租金生活。

汕头侨批文物馆

　　利用批款为镇里建电影院

　　年过八旬的谢昭壁当年并没有随着先辈赴海外，而是一直留守家乡，因为家族有个传统，家乡一定要有人留守，要留住那个“根”。

　　留守家乡的谢昭壁，也因此成为了侨批的受益人。上学费用、生活开支，无不由定期收到的批款来支付。谢昭壁说，每次收到侨批，都会感到很幸福，父母远在海外，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侨批的定期而至，让他在生活上没有顾虑。

　　抗战期间，由于汇路中断的缘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谢昭壁没有收到一封侨批，生活艰辛难以言表。日本投降后，重新收到侨批，谢昭壁说当时的感觉“如获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谢昭壁还为乡里办起了公益事业。他号召当时侨眷，将收到的批款捐献出来，在镇上建了一个电影院，自己担任了电影院的经理。

　　“大家都喜欢到电影院里去看大戏，我们还会到村子里张贴广告，所以当时镇子里，没有人不认识我。”谢昭壁说。

　　改变命运的家书：希望儿孙自力更生

　　1974年，事情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谢昭壁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倍感沉重。原来，在新加坡做干果生意的父亲当时已经是七旬老人，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再做生意，所以要减少汇款，希望儿孙们能够自力更生。

　　谢昭壁的二儿子谢龙波说道，当时家里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最终大家觉得，祖父的意见是对的。从那以后，兄弟几人分别开始找出路。

　　“可以说，那封信改变了我们家庭，改变了我们几个兄弟的命运。在此之前，我们家在镇里可以说是富二代，家里有三辆自行车，还有十几块梅花表，衣食无忧。”谢龙波说。

　　此后，大哥去做木工，谢龙波开始做泥工，三弟则做起了油漆工。再后来，大哥和谢龙波都在国家恢复高考后，陆续考上了大学。

　　月入100元 25元寄回家乡

　　新加坡作家蓉子坦言，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紧张，父亲每月的薪水只有100元，其中25元一定要用侨批汇给家乡的母亲，剩下的钱勉强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小的时候，如果碰上下雨天，我还会光着脚，拎着鞋子走路，生怕鞋子被雨水浸坏了，要花钱去买新鞋。”蓉子说。

　　蓉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幕是，一次母亲要给家乡寄猪油饼干，拿了两袋子白砂糖往饼干桶里倒，还让蓉子帮忙摇饼干桶，为的就是能够多装一点白砂糖，给家乡多寄点东西。

　　“我们小时候一天的菜钱只有三角钱，母亲目不识丁，却极为爱护家乡和亲人，每次找人写侨批，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字字血泪。”蓉子说。

　　用批款买了自己的房子

　　据暨南大学教授黄卓才回忆，由于父亲黄宝世在古巴做生意，定期都会寄来侨批，所以小时候的生活一直都很富足。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无法再汇钱过来，加上家里没有什么田产，日子过得非常艰难。1943年，台山又发生了大饥荒，母亲在天灾人祸的环境中将自己养大。

　　抗战胜利之后，黄卓才和母亲重新收到了父亲的侨批，日子才渐渐好转。

　　1958年，已经和母亲一起在广州生活的黄卓才，向父亲提出想在广州买房子。父亲当即寄了一大笔钱过来——三千多元港币。

　　“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我记得花了大约其中的一半，在广州西关买了房子，剩下的钱都存在了香港。我那时候希望能够和母亲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也希望父亲将来能够回广州居住，所以父亲非常同意，很快就寄出了这笔钱。”黄卓才说。

　　黄卓才说，到了第二年，古巴发生了革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对侨汇进行限制，规定每年只能按照配额汇款一次。即便如此，父亲依然想尽办法多寄钱回来，甚至还会找其他老华侨帮忙，利用他们的侨汇配额，给家里寄钱。

曾经的汕头批局

　　潮汕一半人口 依赖批款为生

　　侨批对于侨乡的经济贡献究竟有多大？

　　据《潮州志·实业志·商业》的“侨批业”记载：“但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不衰弱者，无非赖批款挹注。”

　　根据数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潮汕地区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为生的民众，占总人口的50%左右，在有些乡村，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0%-80%。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侨批汇入的批款达到了上亿银元。根据1936年汕头邮政局的统计，每年由侨批局经营的批款为法币4000万元，占侨汇总额的80%以上。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寄送侨批的汇路中断，许多侨眷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少人只能依靠变卖房产等财产度日，或者卖儿弃女流落他乡，甚至有人活活饿死。

　　因此，侨批可以说是一条维系众多侨眷生存的“生命线”。

 （原文刊登于《羊城晚报》，南粤古驿道网已作整理。如有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