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

　　抗战期间在韶关创刊的《建国日报》，1948年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日食观测简史》的科普文章，作者是中山大学天文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叶叔华的师弟。而这位大学生，正是日后的著名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史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席泽宗。

　　当邹仪新老师在粤北坪石塘口村天文台观测星象时，席泽宗还在念高中，他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科普书《宇宙丛谈》，作者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先生。

　　席泽宗从此爱上了天文。194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考入中山大学天文学系，成为邹仪新的学生。临近大学毕业时，邹仪新写信将他推荐给张钰哲所长，信中写道：“一位《宇宙丛谈》的读者，走过千山万水，将要来到您面前。”

图为著名天文史学家、中科院院士席泽宗。（图片源于网络）

　　席泽宗日后选择天文学史作为专业研究领域，同样是受到了张钰哲的影响。他曾对席泽宗说：“天体物理固然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都干天体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占领，而且都要做出成绩来。”

　　还有一重缘分，1965年，席泽宗被李约瑟先生推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44年，李约瑟曾作为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研究者、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科学参赞，不远万里，造访炮火中的华南及粤北多所中国高校。他就来过塘口天文台考察，不仅留下了邹仪新和塘口天文台的珍贵照片，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山大学天文台。

图为李约瑟拍摄的邹仪新与坪石国立中大天文台。（资料图）

　　李约瑟后来在《中国东南部的科学与技术》一文中写道：“理科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只有中山大学拥有天文台。在著名的女台长邹仪新博士的领导下，约有12个学生。教学工作仅依靠一具6英寸的赤道仪进行。为了通过星的方位来测定纬度和时间，一具经纬仪被改装成天顶仪，并已投入使用。”

　　1984年，席泽宗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91年，他顺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仍是科学史方面的唯一院士。

　　男女平等

　　“我们在塘口村找到了当年邹仪新先生居住的泥砖屋，从她的居住地到天文台有3里路，每天上下山往返很辛苦。”韶关当地文史专家、广东“三师”专业志愿者何昆亮向记者介绍，“遇到好天气时，邹先生就带着她的学生住在天文台山上，彻夜观测。”

　　“我不要做教授夫人，我要做教授。”作为中大数天系教授叶述武的妻子，邹仪新婚后没有放下学术研究，尽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人才。夫妻共同投身科研的精神，日后又在叶叔华身上得到了映照。

图为叶叔华与丈夫程极泰。（资料图）

　　1949年，叶叔华和爱人程极泰双双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第二年夏天，两人一同到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求职，不料碰了个“钉子”。紫金山天文台的意见是只能招一个男的，这让叶叔华非常生气。

　　“我是专门学天文的，又这么诚恳来找工作，天文台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呢？”当时的叶叔华年轻气盛、无所顾忌，给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写了封信。

　　“我简直气死了，写信给台长说，你是不对的，我应该到你们天文台来。结果当然没去成，但这个事情后来人家都知道了，原来还有人写信给台长去争。”叶叔华回忆说。

　　曾经深深影响了席泽宗的张钰哲，又一次影响了叶叔华的人生。这封长信最终发挥了作用，1951年11月，紫金山天文台下属的徐家汇观象台向叶叔华敞开大门，由此开启了她一生的天文之旅。

　　她主持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综合世界时系统，确定了北京时间，同时倡导将射电甚长基线（VLBI）技术应用于空间探测，在探月工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5年7月6日，叶叔华院士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大会上作报告。（资料图）

　　去年，叶叔华应邀在国际顶尖综述期刊《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简称ARAA）发表个人传记式文章，这也代表着国际同行对其在天文和天体物理领域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

访谈：宣传“坪石先生”，讲好华南高等教育故事

　　何昆亮（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图为何昆亮。

　　问：叶叔华、黄本立等都曾在粤北念中学，与此同时，邹仪新、张云等一大批中大教授也在粤北坚持科学研究。从“坪石先生”到“坪石学生”，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何昆亮：“坪石先生”主要是指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时期，一批爱国进步的学者、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育人、执业。邹仪新先生就是“坪石先生”的代表之一。

　　1941年9月，她率领中山大学天文观测队赴福建，观测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在坪石发表了日全食观测报告，留下宝贵的科研资料。叶叔华先生秉承了乃师的科学精神，终成大家。

1974年叶叔华提议在国内建3个站的VLBI网（资料图）

　　问：重新发现位于粤北的这个“南中国唯一研究天文之机构”，有什么特殊意义？

　　何昆亮：坪石塘口天文台，是抗战时期中国后方仅有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只有一座观象台，而中山大学在塘口建的是天文台，两者的设施和规模都不一样。

　　塘口天文台的发现，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坚持教学科研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期间，为抗战需要增设了许多课程，数学天文系和天文台的教学就是其中一部分。塘口天文台也为世界天文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张云、叶述武、邹仪新几位先生，除了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最显著的还在于用卓绝的学问、精神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图为天文台基址航拍。 （资料图）

　　问：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百年，电影《坪石先生》也计划上映。重新挖掘这段抗战时期的华南高等教育历史，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

　　何昆亮：进行最接地气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教育方式之一。《坪石先生》是第一部以抗战时期华南高等教育历史为主题的电影，在坪石拍摄期间，就在当地引发了轰动。而华南高等教育历史也能借此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这是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一种尝试，也是缔造广东人文符号的一次实践。

延伸：黄本立：战火中求学粤北的又一院士

　　和叶叔华一样，在战火纷飞中来到粤北求学、日后在科学领域蔚为大家的，还有今年99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黄本立——他是我国著名原子光谱分析家、中科院院士。

图为我国著名原子光谱分析家、中科院院士黄本立。（图片源于网络）

　　黄本立1925年出生于香港，祖父是广东新会人。黄本立9岁时，祖母带着他回到广州读小学。1941年，黄本立孤身一人来到坪石，考入培正培道联合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

　　黄本立回忆道：“培联中学的校风很严，很注重素质教育，校长每周都要对学生训话。虽然培联中学是抗战时期临时组建的，但老师素质很不错，给了我学业上很大的帮助。”

图为私立广州培正配道联合中学校门。（资料图）

　　1942年7月，黄本立顺利读完初二，决定跳一级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中。他收到了五所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最终选择了华英中学，并于1945年考上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

　　日后，黄本立成为我国以原子光谱为研究方向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并在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光谱分析领域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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