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于1986年7月。

　　父亲逝世已四十二年了。去年我回到久别的家乡，并到坟前瞻拜，墓草青青，景色如画。解放前农民栖身的茅棚破屋，而今都改建成砖墙瓦舍了；昔日面有饥色的赤足农民，今天都丰衣足食，姑娘们色彩缤纷的上衣点缀在碧绿的田陇间，孩子们背着书包互相追赶着。父亲九泉有知，该含笑默视着这美好的景象吧。

　　父亲诞生于清朝末年，殁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家民族的灾难笼罩着他的一生。弱冠前他在祖父的课督下，饱读经史，及冠后才去长沙、上海进中学和大学，接受新知识，苦读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三十年代初他去英国深造，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西洋史，一九三六年获博士学位，旋赴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游学，年底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在当时的国立编译馆任专任编译，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最后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四四年春病殁于家乡武冈，享年才四十有七。（1897-1944）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血多艰难曲折。在曲折的道路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苦奋斗，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的一生服务于文化教育界，但他的思想是跟着时代的脉搏前进的。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随侍在他身边，他除了传授我知识外，经常跟我谈政治、谈社会问题，有时还谈到大革命后期我党在苏区的革命斗争。他对我党的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并相信中国和世界终将走向共产主义，他毫不含糊地对我表示，他决不干予子女的政治信仰和婚姻问题。他这种开明的态度当时给我很大的感染，对我后来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父亲于一九三三年赴英国深造。当时国家民族濒于危亡。父亲身在海外，心系国家的安危，并且予感中日战争必将爆发，他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写道：“避地非吾愿，偷生愧此行，忘忧心非石，效死手无兵。邂逅逢天末，苍茫共归程。誓随麾下士，饮马出长城。”这些诗句反映了他急于回国投身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秋，父亲在家乡养病，那是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父亲应《战斗日报》社的特约为该报撰写社论多篇。其中一篇题为《抗战必胜》，洋洋近万言，分析了敌我情况，阐述了抗日必胜的道理。这篇文章一发表，就遭到大地主许仁章的反对与嘲讽，许对人说：“鄢博士刚喝了海水回国，是在讲梦话。”一九三九年父亲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在一首诗中写道：“……征夷未献平辽策，避寇方为入蜀行。伫看春来脾肉健，好跨戎马请长缨。”可见他身在后方，心中念念不忘抗日前线。直到四十年代初，尽管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父亲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始终坚信不移。但是他体弱多病，每念及此，常常感叹：“恐我看不到那天了。”

　　父亲毕生从事学术工作，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他饱读经史，可是并没有被古书埋没。二十岁后才开始学习数理化和外语，困难重重，可是他奋起直追，其学习效率是很惊人的，后来他精通英、法两种外语，德语也能阅读一般书籍。他对西洋近代政治史和英国史造诣颇深，在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讲课时，很受学生的欢迎。

图为鄢远猷编著的《初级中学外国史》（下册）。（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返回广东韶关坪石管埠办学，其师范学院较为稳定，在管埠租用了民宅34处，用于办公室、图书馆、教职员住宅、医务室、工人宿舍等；租民田新开辟为球场；建筑新校舍，共有15个课室、1个礼堂、1间图书馆。在管埠时，师范学院创办《中师季刊》，主编是国文系主任施畸，编委为各系主任，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史地系主任鄢远猷教授。

图为管埠远眺。（虞炳烈绘）

图为位于韶关乐昌坪石管埠的抗战时期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办学旧址。（资料图，黄睿民/摄）

　　他自幼体弱，毕生多病，尤其是哮喘症，使他受尽折磨，几十年中难得一夜安睡，但白天仍然坚持工作。他每次去上课，我总不放心，常去半路上迎候他，只见他气息喘喘，步履艰难，可是一到家里，他又伏案工作至深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成了《英国史》和《西洋史学史》两部专著的全稿。他逝世后，他的好友李子欣博士与出版界联系，因忙于内战，出版界也不热心发表学术专著，这两部书稿没有及时出版。解放后我参了军，远离家乡，书稿随之散失无存了。只有一部《美国政府与政治》是他在编译馆工作时翻译的，三十年代初出版。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东北调查事变真相，代表团提出一份《李顿爵士调查报告书》，肯定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这报告书大半出自父亲的译笔。父亲还写了不少论文，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现在我也记不清了，父亲生不逢时，病魔过早地夺去他的生命。如果他能活到解放后，把他的知识和精力献给党的教育事业，那该多好啊!

　　父亲秉性耿介，持身端正，厌于与当时的官场权贵或地方士绅接纳，凡这类人宴请他，他总托病不往。而对家乡老农或乡村穷苦教师，他却念念不忘一往情深。在外地工作时，他经常跟我谈及幼年时和他一起玩耍的村童，抗战前后，他两次因病回家乡休养，这些当年总角之交的农民来看他，他延之上座，话旧终日，娓娓不倦，有些青年学生慕名登门，父亲热情地接待他们，跟他们谈学习，谈思想，宛如家人。

　　父亲对子女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从思想、学习、健康以至为人处世、婚姻恋爱等问题，他都谆谆教诲我们。他强调学习方法，要求学习时集中思想，一定时间内要高质量地完成一定学习内容，不许心不在焉，拖拖拉拉。这样保证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锻炼身体，打球、打拳、游泳、爬山，把身体锻炼得很结实健康。我几十年没因病倒过床，现已七十岁，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党的教育事业稍尽棉薄，这都是与父亲的教导有方分不开的。在生活细节上，父亲也及时给我以有益的教诲。有一次，我拿他工作单位的公用信封给朋友寄了信，他严肃地批评我擅用公物。他在教育界有许多好友，可是考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从不敢指望他给我去说几句“好话”，相反地我考一所高中失败了，他的朋友(那所高中的校长)，把我不及格的数学试卷分数通知父亲，使我几乎无地自容，羞愧难当。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今天回忆起来，乃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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