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衔将军单印章（12）：进军广东广西

2022-09-21 上午 10:45 来源：单小英

　　1949年9月30日，第一二七师由南康出发，向广东始兴前进。

　　广东守敌连同由闽、赣逃粤的国民党部队在内，共3个兵团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共约15万人，统由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余汉谋统一指挥。

　　“我们从南康出发路过大庾岭时，就是在快进广东的前一天，听到上级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1日，开国大典，宣传鼓动队沿路讲沿路传，高呼口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们解放广州是在胜利进军中展开的。我们这支部队，战士干部都打了十几年仗，一天到晚出去打仗就想着胜利，想着战争结束之后可以过和平生活。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家都高兴极了。可以说部队从粤赣边进军广州途中是一路高歌前进的。”

　　“我们口号喊得非常响亮：‘先解决广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解决广州，将革命进行到底！’总口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大家又唱又喊，情绪高涨。我们为很快就要看到胜利而高兴，同时部队打仗也打习惯了，就希望打一好仗，再立一功，在历史光荣录上增加一笔。”

　　“从赣南出发，我们就一直走路。粤北没有打仗，基本上半跑半走，中途不能休息，最多坐下来吃顿饭、吃干粮、喝开水，接着再走，可以说那些战斗是在奔进中结束的。”

　　10月8日，第一二七师奉命由始兴奔袭佛冈之敌。

　　佛冈是去花县、从化、广州的必经之地。佛冈守敌是白崇禧的五大主力之一第三十九军一0三师三0七团，全团约2000人，全副美械装备，号称“钢铁团”，为保卫广州，正以佛冈为重点构筑工事，决心死守。

　　10月9日，第一二七师各团踏着崎岖泥泞的山路，以急行军140 余里的速度向佛冈挺进。10日下午进至佛冈县境。

　　父亲说：“走了十多个小时，到10号下午包围了佛冈，使敌人措手不及。我们团在西南部，三八○团在东南部，三八一团在北部，一个一个山头地分割包围。”

　　10月11日，第一二七师第三七九、第三八0和第三八一团分别向佛冈守敌发起攻击。至12日下午，佛冈战斗结束，全歼国民党守军三十九军一0三师三0七团，毙敌2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2000余人，佛冈全境解放。战斗中，一二七师牺牲56人，200余人负伤。

　　“当时的联络方式比较简单，一是靠电话，有报话机，靠电话通信；另一个是靠吹号，进攻、停止都靠吹号。一营、二营，营部的一连、二连，凭号声都可以分辨出来。通信员比较重要，团和营之间靠电话，营连之间联络就只能靠通信员。打的时候，我在前线跟团长吴纯仁在一起，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看战况。战斗打响后，里面的敌人想逃窜，吴纯仁看着这个形势不好：‘老单，老单，快下去！快下去！堵住、堵住！堵住三营！’话没落音，我飞跑哇！1 秒钟都没迟疑，跑到三营那，我说：‘下去！下去！’我带着三营就跑。”

　　指挥佛冈战斗的王东保师长说：“我师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无数次大小战斗，在解放佛冈县城石角这一仗，是其中一次规模不算很大的战斗。但自进入广东所发生的战斗中，从战斗经过的时间、作战的规模、结束战斗所取得战果等方面综合起来看，它可算是南下入粤第一仗，在广东解放史上，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1]

位于佛冈烈士陵园中解放佛冈战斗牺牲的一二七师烈士墓。（摄于2019年5月10日）

向佛冈烈士墓敬献花圈。执花圈右者：王东保，左者：宋维栻；左三：魏佑铸，左五：单印章

　　佛冈战斗结束后，师命令第三七九团带领各团留下的收容队，负责收容伤员，掩埋烈士，押解俘虏，随后跟进。

　　10月14日19时，第四十三军先头部队第一二八师与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同时袭入广州，华南最大的城市、大革命策源地广州获得解放。

　　父亲说：“老师长王东保（打佛冈时任第一二七师师长）每次来广州，都要到佛冈去看一看，他在那打了胜仗，他自己很得意的最后一场胜仗；也看看在那里牺牲了的烈士。”

　　广州解放后，第三七九团驻广州沙河镇，负责保护公共设施，维护社会秩序，昼夜巡逻警戒，防止残敌破坏。

　　“到广州后，我们整个团就驻在沙河附近一个山坡下的村子里。部队到黄花岗一带搜索，敌机还在轰炸。到了解放的第二天、第三天还有敌机轰炸。”

　　“到了广州，看到最高的房子就是爱群大厦。商店很快就恢复营业了。那时候战争生活过久了，看到新东西都觉得新鲜。我们驻在沙河，身上也没钱，并且也不允许逛街的。”

　　11月6日，第一二七师在沙河镇召开了进军广东、解放广州的庆功大会，表彰了一批作战勇敢、战功卓著的英雄单位和功臣模范，同时动员和部署了参加广州入城式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13日，为庆祝广东战役胜利和十月革命节，第一二七师代表入粤部队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接受检阅。

　　一大早，全师就集合在沙河镇外的广场上，首先接受师领导的检查。8点30分，按照步兵、骡马和炮兵的序列，分四路纵队，向市内进发。英雄的第三七九团走在受阅部队的最前面。

　　父亲说：“受阅时我们穿的仍然是老军装。当时每人有两套军外衣、两套衬衣。虽然破旧，但驻了半个多月，又要参加阅兵，所以都洗得干干净净。武器也是从东北背来的，还是那时缴获的武器多。”

　　“检阅台上有叶剑英、陈赓、邓华等。”“当时叶剑英请团以上干部会餐，之后香港报刊载叶剑英请客吃龙虎斗，可我吃了也不知道什么味道，也许是当时太激动了吧！”

　　为了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解放广西全境，11月6日，广西战役发起。

　　11月15日，第三七九团在师的编成内，从广州乘船溯西江而上，在罗定下船，翻越云开大山，向信宜以北一带前进。

　　自11月26日至12月6日，第一二七师在粤桂边信宜、茂名、化州、郁林、北流、陆川、博白、钦州等地，连续不停地堵截、追击、围歼敌人，第三七九团始终担任师的前卫。

　　父亲说：“参加广西战役，一路就是走路，跑。离开了广州，到罗定，罗定以后再向西，沿着山边一直向西跑。”

　　30日夜，第三七九团第三连攻进博白城，与兄弟部队共同将设在图书馆大院的敌兵团部包围，活捉了桂系精锐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

　　白崇禧的主力在博白被歼后，残余部队向钦州小董集中。部队经过5 天急行军，赶到钦州。第三七九团一营与兄弟部队的一个连在钦州小董墟打了一仗，缴获了敌人几百辆汽车。

　　父亲说：“在小董缴了好多国民党的车，坐了国民党的车，开了几公里，神气呀！”

　　当时向小董撤退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家属，还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特务团、宪兵团，总统府警卫部队、军统局交警总队、新兵训练队全部及部队一个团，共计一万六七千人”。[2]

　　在小董，父亲看到一个牌子（名片），“捡起来一看，呦！是我家乡的一个县长。但我找不到他人。如果我找到他人，我要跟他聊几句。肯定要把他留下，留下当俘虏，这是我抓的俘虏啊！”父亲笑说。

　　“我们到了小董，到了钦州，就转回来剿匪。剿匪没几天，又过雷州半岛，准备解放海南岛。”

　　“我们这次剿匪，是剿白崇禧集团的残余，剿匪时间很短。解放海南岛以后我们又去广西剿匪，前后是两次。”

　　广西战役结束后，1950年1月，父亲任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第三七九团副政治委员。

　　解放海南岛以后，1950年7月间，第一二七师返回海北，驻防湛江、廉江一带。

　　10月份，一二七师奉命抵达合浦，实施钦廉地区剿匪工作。钦廉地区当时包括钦州、合浦、灵山、防城四县。

　　“我们驻在合浦西南的沙岗、西场，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剿匪。”

　　钦廉地区之匪，在逃至越南的国民党军黄杰残部的指挥与组织下，纠集了大批地痞流氓、散兵、惯匪以及被其胁迫煽动的落后群众，以旧军官、伪官吏为领导骨干，组成了军、师、团式的纵队、支队。据当时的调查，该地区有匪93股，约1.2万余人。有33个乡、43万人被土匪武装控制。

　　“当时，遍地是土匪啊！我们团有一个班，一条船，运粮的船，半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战士们没准备，叫土匪打掉了，一个班战士都牺牲了，船也被土匪烧掉了。我们后来是得到老百姓的报告才知道。”

　　为防止逃入越南的黄杰残部七八千人与钦廉地区的匪特武装汇合，上级下达了限期将土匪剿灭的命令。

　　“那时，陶铸有个明确的决定，只要是土匪头头的，抓到：杀；只要是当过土匪小队长以上的，抓到：杀；只要是第一次抓到放了第二次又抓到的：杀；还有地主支持土匪，给土匪提供物质武器保障的：杀。陶铸这几个‘杀’很厉害，前面剿匪剿了半年没剿灭，让我们去，发了三条指示，三条就把他管住了。三个杀，三个月，土匪没了，剿完了。还是陶铸厉害！”

　　“过去的首长，都是独当一面的，一个人搞过一块地方，打开一个局面，什么事情都要出主意，制定政策，有正确的政策才能解决问题。陶铸那一次我印象特深。”

　　“当时团一级就有批准杀人的权力。在西场，经过区委同意，我批准，[3]保卫股长唐光执行，一次就杀了40个土匪，其中有‘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支队司令莫××等匪首。”

　　“有个最危险的事。我们住了三天了，我们电话班两个人在守电话机，放电话机那个桌子底下是个地洞，有三个土匪在洞里。那天杀了莫××为首的40个土匪以后，大家高高兴兴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电话班在吃饭，就在那讲：真过瘾，一下杀了多少多少土匪，有谁谁谁，怎么怎么情况。在地洞里的土匪一听，呦，这家伙解放军厉害，头头都被杀掉了，这下我们倒放心了。就在下面喊，接着就出来了。你说这多悬啊！”

　　资料来源与注释：

　　[1]王东保《解放广州第一仗——回忆解放佛冈县城石角的战斗》，原载《佛冈文史》特辑一。此据网络资料。

　　[2]陆学藩《我从柳州、南宁到小董溃逃亲历记》，载《广西战役》，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8 页。引自黎连荣、柳茂坤《威震敌胆的铁军——战争年代的叶挺独立团》，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 年 7 月。

　　[3]父亲时任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委。

　　单印章（1923.9—2018.11.12），安徽萧县人。1938年8月入伍，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副队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一二七师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省委常委）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先后参加粉碎日寇七路围攻战斗、曹甸战役、山子头战役、程道口战役、盐阜和淮涟反扫荡、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反顽作战，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黄冈战斗、解放广州佛冈战斗、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委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大校。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单小英（1957.1—），单印章次女。1972年12月入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转业。大学本科。曾任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