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楼

曾参加广东文物展览会的“天蠁”琴，现藏广州博物馆。

　　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近年，随着对文化的重视，加之图书、电视、电影等的推广，对考古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广州是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底蕴丰厚。早在1932年，中国第一个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就在广州成立。它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探索了田野考古的新模式，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广州是中国近现代田野考古的策源地之一

　　按照《广东考古世纪回顾》的说法，广东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1916年在广州东山龟岗发掘的一座西汉初年的木椁墓。当时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南越王赵胡”的墓。今天我们知道，赵胡就是赵眜。他的墓在解放路侧象岗山麓，也就是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所在。当年的学者们，实实在在是搞错了。

　　但这无碍于此次发现在广东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意义。它表明，“广州是中国近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的策源地之一”。考古学者张强禄认为，龟岗汉冢的发现与南越木刻字的保护及考释， 离不开广州本身的金石学传统，也与北洋政府颁布《保存古物暂行办法》的大背景有关联。

　　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史所宣告成立。语史所设立了民俗、考古、语言、历史四个专业学会， 其中考古学会成立于1928年12月14日，推举商承祚为主席。很快，原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主席、中大教授马衡就拟定了《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书》，为语史所的考古工作制定了清晰的蓝图。虽因时局和经费的困扰，其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仅为1928年4月份对番禺县员村乡晋代古墓的清理，但在组织架构、人员配备， 尤其是学术思路及工作开展方向都有了相当的积累。

　　这一年对广州考古来说，可谓意义深远。除了作为高等院校的中大语史所和中央学术机构的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一个民间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也诞生了。学者们认为，它的活动理念延续至稍后出现的广州市立博物院和黄花考古学院，对岭南地区考古学的成长影响至深。

　　“中华考古学会”由“广州古玉学会”改组而成。广州古玉学会创设于1925年。扩充为中华考古学会后，颁布了自己的宣言及简章，强调考古学在西方早已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并宣称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史前遗物及有史以后关于典章制度之玉、石、骨、角、陶、磁、铜、铁、图画等物”。且“如遇古冢、古城，及古器物等出现，得派员前往参考，及知会该管理地方官吏妥为保护。又本会对于各地方名胜、建筑， 及各种古物， 既有保护之责， 如查有倒卖毁坏等事， 得随时呈请政府制止之”等权责。可见，它也将自己定义为具有文物保护职责的组织。

　　1931年 黄花考古学院成立

谢英伯

　　中华考古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谢英伯。他是广东嘉应（今梅县）人， 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1928年自上海返回广州后开始投入律师及新闻教育工作，同时关注考古学和佛学。同年， 广州市市长林云陔倡议重修镇海楼， 并于当年竣工。继而在镇海楼址开建广州市立博物院。时任中国新闻学校校长和中华考古学会主席的谢英伯被聘为广州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并负责历史博物馆。广州市立博物院，也即今天广州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也是此后二十年间广州考古活动的主要组织机构，组织了多次的发掘活动。当中，谢英伯居功至伟。

　　1918年市政公所成立，广州城结束了由番禺、南海两县分治的历史， 整个市区行政得到统一管辖。随着广州老城墙的拆除，城区范围的拓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持续推进，而埋藏地下的古物、古迹，也随之不断被挖掘出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古物、古迹遭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1930年发现的黄花塘路新北园后的瓦渣岗汉冢，随葬器物就被工人们私售了。

　　这种情况下，职业考古团体的出现就显得很有必要。恰在此时，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颁布了《古物保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保存文化遗产的根本法，申明“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的古物， 概归国有”，规定“发现人需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官署”“若隐匿不报则以盗窃论”。于是，1931年， 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为基础， 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

胡肇椿

蔡守

　　黄花考古学院一成立，即吸纳了刚从国外学习考古、民族学归来的留学生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以蔡守等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不仅收录学院成员的研究论文，也有符合规范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因此，从各方面来看，广州都堪称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核心之一。

　　而广州近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实际上也是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和同期国内其他地区的考古相比很有特色的一点。

　　考古研究触动了爱国爱乡的广东精神

　　谢英伯在《考古学杂志》（创刊号） 上发表了《黄花考古学院的组织和使命》，将珠江流域提升到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中华文化的策源地之一，而作为南越中心的广州自然成为其重中之重。所以，考古发掘的实践就成为黄花考古学院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博物馆学的胡肇椿是黄花考古学院在考古实践活动的重要主持人物。有学者认为“胡肇椿对广州早期田野考古工作具有决定性影响，广州的考古学发展中可以明确看到胡肇椿的个人训练以及理论旨趣的影响”。

　　在黄花考古学院有限的考古发掘活动中，东山猫儿冈的发现最受瞩目。它是广州乃至于岭南地区最早按照科学方式正式发掘并发布发掘报告的墓葬之一。发掘者蔡守、谈月色夫妇是黄花考古学院的成员，本身没有考古学的职业训练背景。1931年初， 蔡守的学生巴礼夫报告邻居在建造房屋时发现墓葬。蔡守、谈月色夫妇遂向广州市立博物馆申请发掘。田野清理工作自1931年2月26日开始，3月5日结束。虽然“南越王赵兴墓”的推论不足为道，但就其过程、记录、报告刊布等，以今日眼光来看都很令人钦佩。

　　胡肇椿约于1934年前后受邀迁沪，先是任上海市博物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后任馆长。之后，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似乎也就停止了。但黄花考古学院学人的理念和考古成果在后续的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活动中部分地被展现出来。胡肇椿强调通过宣传来推广考古的观念，以及“考古学展览会”“出版”和“演讲”等具体的手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1933年和1940年，谢英伯先后主持了“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览会”，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展示广东本土文物文化最重要的两次展览，也是现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媒介。两次展览，黄花考古学院成员都参与其中。学者评价：通过两次展览会，学界及公众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并触发了爱国爱乡的广东精神的形成。

　　（本文资料据《广东考古世纪回顾》《抗战之前的广州考古》《从“边裔”到“乡邦”———黄花考古学院研究旨趣及其影响》）

　　（原文刊登于广州日报，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