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14日，国家广电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潮州市委、市政府，潮安县委、县政府联合在潮州举办纪念人民艺术家陈波儿活动。2009年，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播出了《延安丽人陈波儿》纪念专辑。转眼间，今年是这位人民艺术家、革命战士诞辰110周年纪念。

庵埠志关于陈波儿的介绍。

有关介绍、纪念人民艺术家陈波儿的资料。

　　陈波儿是我的祖姑，在深切的纪念中，想起自小经常听长辈讲述她投身革命、为党为人民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的事迹，今凭着记忆的碎片和珍贵的文献，特撰此文以表纪念。为行文方便，特以陈波儿为第三人称叙述。

陈波儿艺术照。

　　祖姑陈波儿原名陈舜华，1907年出生于海阳县龙溪都（今潮安区庵埠镇）陈厝街祖宅，父亲陈湘波是个知名侨商，为香港潮州八邑商会的发起人之一。母亲岑氏是广州人，在旧社会，晚辈不敢问长辈名字，故至今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陈湘波有六儿六女，大儿子和大女儿都不幸夭折，次女舜华便成了老大。由此有四个妹妹：三妹舜娟、四妹舜贤（参加革命后用名路里）、五妹舜庄、六妹舜琼；二哥述猷，四个弟弟是三弟树青、四弟树立（笔者祖父）、五弟国华（参加革命时曾用名陈戈华）、六弟国祺。

　　陈舜华自小就是一个独立特行、敢想敢干的人。由于家境比较殷实，自小得到很好的教育。小时候住家后面有一个池塘，在池塘边办了一间私塾，起名“水天方书屋”，舜华5岁就在这里读书。1917年舜华被父母带到香港，进入“振华女子学堂”读小学。后因祖母病故奔丧回乡，那时的水天方书屋已经办成“转坤女校”，她就在这里读完小学。

　　1922年8月2日，潮汕遭特大台风和海啸袭击，死伤好几万人，给潮汕人民带来极大灾难。陈湘波带头捐资，组织救灾，带动商界人士踊跃参与。此事受到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当面赞赏，并对他说：“今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会尽力帮忙的。”由于这段交谊，14岁的舜华得以报读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女子师范学校”，并只身赴厦门就读。之后，舜华又经历了江苏基督女子中学、上海晏摩氏中学、上海艺术大学的求学之路。

　　1927年，舜华认识了来庵埠组织农民运动的彭湃，她把彭湃请到家中，听他讲革命的道理。彭湃走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庵埠还来过梅公毅、任泊生、朱光（朱满生）等一批革命青年。

　　在上海艺术大学，舜华改名波儿，取“布尔什维克”旧译名“波尔塞维克”之词头。她走上革命之路，就是在上海艺术大学开始的。在上海，陈波儿碰到远房表哥杨邨人（原名杨启源），杨邨人曾是三十年代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我国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主要创建人，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首任党团书记。在杨邨人的帮助下，她认识了上海艺术大学的李初梨、冯乃超、沈启予和郑伯奇等进步教授，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她享受免交学费的待遇。

　　1929年，在读的陈波儿参加了鲁迅先生等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同年，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连续演出了《梁上君子》《炭坑夫》《爱与死的角逐》等剧目，成为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之一。1931年，陈波儿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搜捕的黑名单，由此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

　　上海艺术大学在当时很有名气，是被称为“同志大学”的一所革命文艺大学。当时任泊生和陈波儿都是文学系的学生，也就是在这里，两人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或许都是侨商家庭，又对革命有共同的志向，他们很快走在一起。因为家里的人都在香港，1931年4月18日，陈波儿和任泊生在香港举行了婚礼，梅公毅、朱光也都参加了婚礼。因为受到国民党的通辑，陈波儿在公开场合改名陈佐芬。结婚后，两人回了一次任泊生在越南的老家，住了一个月又回香港。翌年，生下儿子任克，再过一年又有了次子任干。在这期间，任泊生有时还到庵埠家住一阵子，后来，任干不幸夭折。

陈波儿的两个儿子。

　　任克曾经在老家住一段时间，由一个来自揭阳地都的奶妈带着。1934年陈波儿带子重返上海，就把这位奶妈一起带上。返上海后，陈波儿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故事片《青春线》。同年春，参加了中共直接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的演员剧团。在公司拍摄的影片《桃李劫》中，陈波儿首次与袁牧之合作，饰演了女主角黎丽琳。影片引起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也提升了陈波儿的知名度。《桃李劫》的巨大成功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

　　1935年冬，电通公司被迫关闭。1936年，陈波儿和电通公司部分人员参加到新成立的明星二厂，在那里她与袁牧之再次合作，拍摄了电影《生死同心》，陈波儿饰演了女主角赵玉华，两部影片连续成功使她很快成为广大观众热爱的明星。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12·9运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沈钧儒等七君子要求抗日救国，竟被当局逮捕入狱。陈波儿与宋庆龄女士等16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七君子，否则，愿意与七君子同罪同罚。在上海，陈波儿投身抗日运动的前沿，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她与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成为团结职业妇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得力团体。

　　1936年任泊生到延安，通过朱光等人的帮助重新入党。后又重新回到上海，与陈波儿相会。这一年，陈波儿的父亲陈湘波去世。当时的拍摄任务紧如星火，她顾不上奔丧尽孝，只能忍悲工作下去。

陈波儿剧照。

　　1936年11月下旬，正当陈波儿主演的抗战题材电影《生死同心》即将公映，传来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一举攻克被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喜讯，陈波儿即发起并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1937年1月9日，慰劳团冒着严寒，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云南”号。北上百灵庙的慰问演出结束后，慰劳团一行途经北平，受邀观看了刚刚从延安回来的斯诺陕北红军摄影展。陈波儿被黄土高坡的活力所吸引，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延安的愿望，从那时起就深深铭刻在她心中。回到上海后，她多次向党组织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影剧界人士紧急排演了话剧《保卫卢沟桥》，陈波儿、金山、赵丹、金焰、田方、崔嵬、周旋等人都参加演出，这在中国戏剧史上堪称是空前的群英会。这出三幕话剧通过歌颂英勇抗击日寇的守桥军民，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1937年8月13日，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的演出，像前几场一样爆满，很多观众看着看着就激动地站了起来，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喊出了爱国抗日的口号。这时，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轰炸机在剧场上空轰鸣而过，日军对上海发起了进攻，淞沪会战打响了。由于上海形势越来越险恶，于是，陈波儿带着4岁的任克，与袁牧之、钱筱璋一行4人离开了上海，步行到南京，准备从那里往武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和叶剑英为她履行了入党手续，陈波儿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年离开上海后，波儿祖姑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

　　在武汉，陈波儿和袁牧之再次合作，拍摄了她以演员身份参与制作的最后一部电影《八百壮士》。电影《八百壮士》取材于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以弱抗强，坚守四行仓库，吸引日军火力，掩护主力撤退的真实事件。陈波儿饰演女童子军杨慧敏，影片中她渡河送旗那振奋人心的一幕，至今让人难忘。在电影完成后不久，陈波儿接到党组织的命令，要她北上延安。

陈波儿在延安。

　　1938年8月，陈波儿带着任克，乘船西上重庆。一路辗转，是年11月，她终于站在这片向往已久的黄土高坡上。就这样，陈波儿和任泊生一个北上到延安，一个南下到新四军。此后，本来就聚少离多的这对夫妻便为了革命天各一方。因为搞地下工作，任泊生未能得知陈波儿的消息，他曾多次到庵埠陈家门口探视，但怕暴露行踪又不敢贸然进门，只能徘徊在门口。

　　此时，袁牧之也不约而同奔赴延安，他携带在中国拍摄记录片的国际友人伊文思赠送的摄影器材来到延安。延安生活激活了袁牧之的创作灵感，他告诉陈波儿，自己准备导演一部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并邀请陈波儿参加演出，饰演一名勤务兵。陈波儿高兴地答应下来。

　　《延安生活三部曲》演出结束后不久，中央决定组成一个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到华北敌后开展工作，考察团共五人，由陈波儿带领。1939年1月，考察团从延安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六过敌人封锁线，两渡黄河，一次次躲过敌人的追击。考察团成员全部牺牲这样的消息在他们历时一年的工作中多次传出。考察团走到哪，就把工作做到哪。他们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建立互救会、儿童团，有空还教大家识字、唱歌。

　　1940年春节过后不久，完成了任务的考察团来到重庆，并出现在重庆大大小小各种抗日集会上。陈波儿用一路考察下来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日军的野蛮侵略、人民的顽强反抗。他们拍摄的战区照片在每一次集会上都引得人们争相传看。陈波儿一行在重庆期间，住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一所房子，这个地点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因为靠近八路军办事处，在哨兵的视野之内，容易照顾她们。1940年7月7日一大早，天还没亮，十几个国民党特务一下子冲进了考察团的住所要抓陈波儿。周恩来和邓颖超得讯，亲自过来营救。周恩来是个大人物，特务们无法下手，只好灰溜溜地撤退，考察团遂躲过了一劫。

　　1940年底，考察团完成了在重庆的任务，启程重返延安。第一次从重庆北上延安的时候，陈波儿把年仅5岁的任克留在重庆，托亲戚抚养。作为母亲，她觉得亏欠儿子很多，这一次，她决定带上儿子去延安。

　　1945年冬，中央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在因病休养的陈波儿主动请缨，到上海重庆购置摄影器材。自皖南事变发生后，陈波儿和任泊生就断了音讯。陈波儿这次到重庆除了采购任务外，还多方打听任泊生的消息。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得知了一件让她心碎的事，任泊生已经另外结婚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春日伪“满映”被接收，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建立的第一座正规电影制片厂。在东北电影公司急需各种人才的时候，1946年8月，陈波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了吉林兴山。

　　在东影，陈波儿再次遇见了老熟人袁牧之，她一生一共主演过四部电影，其中三部是和袁牧之合作的。在陈波儿来到东影后不久，袁牧之收到他们共同的老朋友于明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陈波儿的丈夫任泊生已经病故（后来知是讹传），要袁牧之好好照顾她。

　　1947年，陈波儿与袁牧之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终于走到一起，举行了婚礼。在这段时间里，有了袁牧之在身边的支持，陈波儿更加忘我地工作。很快，东影完成了大型记录影片《民主东北》第一二合集的拍摄制作工作。这部大型记录片前后一共拍摄了十七集，所拍摄的内容现在都已经成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1947年，由陈波儿导演完成了提线木偶电影《皇帝梦》，这也是中国的首部木偶电影片。当时袁牧之任东影厂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在新中国急需自己电影的时候，东影完成了包括《桥》《光芒万丈》《赵一曼》《中华儿女》等八个有份量的剧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陈波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缓缓升起。

　　作为新中国电影局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为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给自己制定了苛刻的工作计划，在全国各种人才匮乏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波儿计划1950年组织完成40个可以投入拍摄的电影剧本，1951年争取完成60个可供挑选的剧本。而这个时候，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编剧不足30人，许多没有编写剧本经验的作者在陈波儿的指导下进行创作。

　　在陈波儿的影响和帮助之下，四弟树立、五弟国华（戈华）、四妹路里纷纷从香港回国，并先后参加了革命。当时陈波儿自已与家里失去联系近十二年，家中没有收到她的一封信，家人也不知道她在何方。给她写了很多信，但都石沉大海。年迈母亲岑氏倚门倚闾，望穿秋水，盼断肝肠。新中国成立后，陈波儿的名字在报上出现了，家乡人才知道她在北京，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母亲多次托人写信，还到庵埠邮政局发电报，叫她无论怎样忙，也要回家看看。陈波儿答应了，但总是无法脱身，只好将自己节省下来的津贴费，委托香港及汕头的电影公司转送到家中，以稍补家中生活之不足，有时还买些补品给母亲。当时影剧院知道情况后，也不时送来影剧招待券。因为家中人大多在外参加革命，香港的商行得不到很好的经营，股份也逐渐被别人侵占，家里生活日渐窘迫，靠着帮人做粿等杂工度日。那时家里很光荣，门口挂着一颗代表军属的五角星。

　　1951年4月，时任新中国电影局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到广东出差，当时她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就是有关关停广东的电影制片厂的事。1950年夏天，组织让王为一负责筹建广东电影制片厂，并拟由他任厂长。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志愿军赴朝作战，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原因，文化部电影局决定广东的电影制片厂暂时停建。王为一和广东省某些领导对此有些看法，于是由陈波儿出差来广州说服他们停建广东电影制片厂。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陈波儿准备回老家一趟，亲自接多年阔别的母亲上京奉养。由于身体很差，只能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老家接。

陈波儿母亲岑氏。

　　1951年11月的一天，陈波儿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到庵埠区公所（位于庵埠镇旧汛地），联系接岑氏老人事宜，区公所连忙到家通知。当时家里的人或在北京，或在广州，只有岑氏、笔者祖母（陈波儿四弟媳）和母亲（陈波儿侄女）困守庵埠老宅。三人连门也顾不及关，马上赶到区公所晤陈波儿的那位工作人员。那人声言祖姑身体不好，不能亲自来接，所以由他代接，先到广州相遇，再一道回北京。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来人安排第三天在汕头坐船前往广州。第二天，曾祖母岑氏专门在家里做了些菜，招待几位亲戚到家里共进餐，并把这个喜讯跟大家说，也算辞行。第三天，岑氏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还拿了家里一个算值钱的古表，随工作人员到汕头码头坐船前往广州。笔者祖母和母亲也一道前往汕头码头送别。

　　那时陈波儿三妹舜娟、五妹舜庄、六妹舜琼、六弟国祺都在广州，也是分别多年。岑氏老人到广州后，一家人终于有机会作短暂团聚，这人生的天伦之乐，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殊不知这次的重逢，却成为永别！11月7日，祖姑拖着虚弱的身体到电影厂找王为一，王为一热情地请她进办公室——一座小洋楼里谈话，但她连上五层台阶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在门口谈话。王为一耐心地听完她关于停建广东电影制片厂决定的理由后，虽然心里还不太服气，但作为下级单位，只好服从了。

　　本来陈波儿计划是广州出差完毕后，便带着母亲一起直接回北京，但不知上海电影界从何处得知她南下的消息，殷切邀请她在回北京时，尽量能从上海路过，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她把这事告诉了王为一，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在上海议事，只能见见面就回去。”王为一劝她说：“你可以不声不响地直接回北京啊！到了北京，往上海打个招呼不就行了吗？”她说：“那怎么行？怎么对得起大家呢？”王为一再三劝说：“千万要注意身体！”陈波儿连声道谢，并说：“我一定这样，我一定这样！”当晚，王为一把陈波儿和她的母亲送上了往上海的火车。相别十七、八年的母女，在火车车厢的卧铺上，话不尽别情，没想到却是一趟诀别的列车。

　　11月8日，陈波儿来到了上海，住进了上海大厦。11月9日上午，由上影副厂长钟敬之陪同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摄影厂，并观看了美术片组摄制的一段木偶片样片。下午去慰问中国影片公司等单位的同志们。晚上在张家花园（上影厂艺委会所在地），与上影厂以及“昆仑”公司的编、导、演员们座谈。到会的人都是与她多年未见的老同行、老熟人，见了面，格外兴奋和激动。一阵寒暄之后，她落座讲话了。这时，她面容憔悴，显得十分疲倦，讲话的声音十分微弱。渐渐地，她再也没有力气讲下去了。工作人员把她送回下榻的上海大厦。当时人们缺乏有关心脏病的常识，以为让她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她越来越虚弱，脸色苍白，胸闷难受，喘着粗气。午夜，工作人员经市委统战部周而复同志帮忙，决定把她送到同济医院。当时工作人员决定用担架抬她去医院，她摇摇头，仍然顽强地表示要自己走，然而再也走不动了。工作人员只好找来一张轮椅，推着她送到同济医院。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她的心脏再也无法恢复跳动了。时间定格在零时三十分！

　　根据电影局及丈夫袁牧之的意见，陈波儿的遗体在上海入殓后，灵柩运往北京安葬。11月12日上午8时45分，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文化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电影界的代表共300人，早已等候在站台上。在哀乐声中，波儿祖姑灵柩被抬出了车站，安放在西单绒线胡同大都市电影院中，党组织给了她最高的荣誉——灵柩上覆盖着党旗。

　　为料理殡葬事宜，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全国妇联、全国文联等单位共同决定由邓颖超、胡乔木、周扬、丁玲、阳翰笙、沙可夫、陈沂、田汉、李伯钊、江青、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章泯、田方、石联星等组成治丧委员会。11月13日，在首都电影院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分别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军委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分别送了花圈，并联合发表了祭文，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送花圈也发表了祭文。

　　陈波儿去世后，考虑母亲岺氏老人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组织只好跟她说陈波儿出差了。岑氏老人到北京后，住在北京中南海四女儿陈舜贤（路里）家中。因为语言不通，她经常一人坐在中南海的岸边默默无语，并不时拿出女儿的照片看看，希望能早日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她有时住在外孙任克家中。周恩来夫妇非常关心她，经常给她送钱、送东西到家中，直到1967年老人在上海逝世。

陈波儿故居全貌。

陈波儿故居后进部分。

陈波儿故居厅前木雕。

　　（原文发表于《潮安文史》第十九期。原标题为《我的祖姑陈波儿》，南粤古驿道网进行了整理，标题更为《巾帼不让须眉：红色丽人陈波儿小传》，感谢作者陈盟扬供稿。）

　　（注：文中图片由陈盟扬提供，在此致谢。）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本站所刊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