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和郭大力学术年谱(1938—1948)补遗
2020-11-09 下午 01:45   作者: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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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记述了同住窑洞的知青朋友雷榕生、雷平生对习近平总书记知青年代读书生活的回忆:

  近平每次去“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近平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1]

  对王亚南和郭大力从翻译《资本论》后的学术教学活动进行整理,将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学术生涯和奋斗精神。

 

  一、烽火中《资本论》的传播    

     郭大力和王亚南是1938年8-9月出版了全套的中译本《资本论》,此后最重要的经历是先后来到粤北教书:王亚南是1940-1946年受聘于抗日战争时迁至韶关乐昌县坪石镇的国立中山大学;郭大力是1940-1941年受聘于当时迁址至尚属于韶关的连县东陂镇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敌机的盘旋和拉响的警报,也阻挡不了两位先生毫不畏惧地走向讲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的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写作起端于1943年。他这一书仍然是我们应读之书,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原论》是系统整理1940-1944年粤北韶关武阳司村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高级经济学》讲义后的著作,用《资本论》观点、方法分析旧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的里程碑意义。笔者特将从1938年《资本论》完整中译本出版后至1948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这10年间王亚南先生和郭大力所从事的研究、教学的学术活动,包括他们的学生和同事的文章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习近平同志对王亚南和郭大力评价中提到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

  王亚南曾名王亚鉴,1923年春考入湖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秋季考入该校本科经济学系一年级,1924年转入教育学系二年级,于1926年春季三年级修业期满。该校在1926年秋停办,王亚南随该班并转入武昌中华大学,直至毕业。其后,他先留学日本、德国和英国共6年,后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等数种西方经济学著作。

  1935年王亚南出版了译著《欧洲经济史》,郭大力为他写序。两位的学术友谊是深厚的而保持终身的,在学术讨论上,王亚南离不开郭大力。王亚南扶持后生,提倡“共学”,在他身边始终团结了一批终身投身于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同路人。“共学”是王亚南强调的研究学术品德,围绕着王亚南先生,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一批又一批师生与他相伴而行,一起“共学”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我们对王亚南先生身边不同时期的学术朋友进行了解,发现他们有名师也有学生,这对理解王亚南学术思想有极大的帮助。正因为“共学”善于倾听大家意见,特别是与郭大力等学术朋友毫无保留的学术探讨,王亚南一生共出版41部著作(译作),发表340篇学术论文。

 

  二、王亚南和郭大力学术年谱(1938-1948)

  选择1938-1948年这一特殊年代,是因为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出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著作于1948年出版。王亚南学术生涯最主要创办了三份专业杂志,分别是《经济科学》《社会科学》和于1959年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办的《中国经济问题》,前两份专业杂志诞生于战时。目前,我们对这10年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以找到的研究信息不多,这两本杂志可为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广东省档案馆藏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战时和战后国立中山大学原始档案,为具体的时间节点提供史实。特结合广东省粤北韶关乐昌坪石武阳司村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遗址和清远连州广东省文理学院遗址建立“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内容展示,梳理王亚南和郭大力学术年谱,以资参考使用。

 

  1938年  王亚南三十八岁

  1月

  1月27日至3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批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

  2月

  李达为好友白鹏飞校长之请,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主任,千家驹为经济系教授。[2]

  王亚南经香港到武汉,在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会委员。

  4月

  1938年4月,郭大力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两间房大小的社部里,与留守在上海的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一起完成《资本论》最后的编校工作。

  郭大力于1938年出版译作的译者跋中写到:“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部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 

  第一卷共七篇,王亚南先生翻译的第五篇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六篇是“工资”,第七篇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二卷共两篇,王亚南先生翻译的第一篇是“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三卷共七篇,王亚南先生翻译的第六篇第三十七章是“导论”,第三十八章是“级差地租”,第三十九章是“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式”,第四十章是“级差地租的第二种形式”。

  这最后的第三卷部分,是1938年4月郭大力赶到上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社部里,与留守在上海的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一起赶出来的。

  6月

  1938年6月,王亚南先生在《战时文化》发表“战时经济读物”。 

  9月

  《资本论》于1938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当时该书印刷3000部,其中2000部拟运往后方。[3]

  郭大力先生在跋中最后写到:“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 《资本论》出版的重要推动者、支持者是读书出版社的负责人艾思奇、黄洛蜂和郑易里,三位均是云南老乡,艾思奇先生是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先生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郑先生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此时艾思奇在延安,黄洛峰在重庆,但此事为三人早已经商定的。郑易里为《资本论》中文版的出版贡献良多,出钱出力,帮助校对工作。

  以“史贵”为笔名写的评论文章“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刊登于《译报周刊》,在周刊同一面的“书报介绍”,刊有郑易里和艾思奇翻译的苏联哲学家米定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该书是介绍辩证法唯物论的著作,郑易里还有译作《资本论的文学构造》,为苏联作家聂奇金纳从文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专著,由此可知,郑易里在当经营者、管理者同时也是翻译者。[4]

  10月

  1938年10月20日,笔名为“史贵”的文章“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发表于1939年《译报周刊》第一卷第12-13期。“大力先生于民国廿一年译好第一卷,但全稿被当年‘一二八’的炮烧毁了。再接再厉,两位先生又于廿六年从头翻译;工作不到半年,‘八一三’的炮声又响。武将们在战场上拼命,‘文兵’们在书桌上出力,《资本论》终于在这炮火燎原时全部出版了!中文译本出版的时候最迟,出版上的各种条件也最艰难。”

  “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一文的写作时间是10月20日,离最后一卷出版时间仅为20天,应该是梅益先生主编的《译报周刊》及时配合的,《译报周刊》在孤岛与生活读书社、新知书店等进步出版社联系紧密,栏目“书报介绍“成为推介进步书籍、马克思译作的载体。

  武汉沦陷,王亚南从湖南经广西、贵州到达重庆。

 

  1939年 王亚南三十九岁

  1月

  李达赴重庆冯玉祥支持的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

  4月

  郭大力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李达在重庆参与创办进步刊物,4月15日,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季刊出版,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等9人为刊物编辑委员会委员。李达在第1卷第4期发表“唯物辩证法三原则的关系”一文。

  5月

  郭大力寄往读书生活出版社印发《资本论勘误》书稿。

  8月 

  王亚南与王搏金合译英国柯尔的《世界经济机构体系》,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9月

  李达离开重庆,拟回广西大学任教,但因校长已经换人为马君武,而未为聘用,失业。

  11月

  在云南澄江的国立中山大学招考录取1940年度的法学院学生,包括经济学系的一年级新生从10月至11月陆陆续续入学。此时增加了转学借读的学生,包括岭南大学的学生,在香港考入迁移至香港的广州私立大学广东国民大学、私立广州大学的粤港澳学生,戴錞隆就是在香港考入广州大学,转学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一年级。

 

  1940年 王亚南四十岁

  2月

  1940年2月,王亚南在《中国青年》(重庆)第2卷第2期发表“生活与战争”一文。

  6月

  国立中山大学代校长许崇清6月30日与王亚南先生签订1940年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聘书。

  夏,千家驹暑期为广西大学马君武解聘,接着,许崇清代校长聘千家驹为经济学系主任,秋季因迁校未有按时开课,但薪额照寄桂林千家驹处。[5]

  8月

  国立中山大学许崇清代校长于8月21日致函千家驹先生,电函中表示“允就本校之聘并荐李达先生为经济系教授”,但本校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6人、副教授1人,人数满额,询问李达先生“暂在社会学系任课能否屈尊”。[6]

  王亚南离开重庆,赴广东粤北坪石国立中山大学到校报告,租住坪石肖家湾莲塘乡观音堂左边三间房,房东姓何。1943年入学的学生陈其人回忆“在坪石时期,他住在坪石老街附近,极其普通的民房,同经济系所在地隔一条江,交通不便。他当时40多岁,到经济系参加种种活动来回都要过江,还要上下山岗,颇费时间和劳力。至今我还记得,为了答疑,一天晚上,他提着油灯来了,我们也带着油灯去。”[7]

2

图为王亚南在坪石租住的“观音堂”侧农屋遗址留下的“观音堂”石匾。

  9月

  许崇清在坪石三星坪住所召开迁校后的第一次教务会议,学校教学开始运转。

  胡体乾教授从8月至11月代理法学院院长。

  王亚南也邀请郭大力到粤北教书,当时郭大力在家乡继续翻译工作,郭大力回忆“这倒是有意装扮成隐士,实际上我也干不了别的,只打算终生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尽我力所能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后来中山大学迁到坪石,亚南在那里,他邀我去,才教几年书。”[8]郭大力在同在粤北的连县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授,授课课程为“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1939年张栗原被聘为教育学系主任,授课课程为“新哲学”和“哲学思想发展史”。

  张栗原的三年学生罗克汀在张栗原、郭大力的指导下,在1940年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写了“数学史的考察”,发表于重庆《群众》双月刊第7卷第22期。[9]

  10月

  在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馆长向学校建议:将各阅览室、图书馆进行调整,决定第一阅览室设立于坪石,“对公开为民众阅览之用”,第二阅览室设立于管埠为师范学院所在地,第三阅览室设立于清洞为文学院所在地。有关建议得到许崇清代校长批准。

  11月

  1940年11月15日,在坪石三界庙前成立总务室正式办公。

  许崇清代校长11月17日聘请李达先生为1940年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月薪国币340元,从9月份计。李达先生离开家乡零陵(现湖南永州)赴坪石前有诗赠友:“不才小憩楚江滨,但觉泉林空气新。浮世虚名乖素愿,人生真理润吾身。”[10]

  李达先生在1940年度法学院的教员名册上,52岁,授课的科目是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社会哲学,薪额340元。李达哲学课程讲授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学讲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史。

  教员名册上的1940年度应该是指学年,1941年4月17日造表,同表信息表明王亚南先生课程为经济学、高级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注明专任兼任经济系主任,薪额也是340元;杨成志先生为文学院教授兼任法学院课程,讲授“民族学”;石兆棠先生为专任副教授,1937年9月到校,薪额为200元,讲授伦理学、哲学概论和科学概论。

  1939年底,林砺儒任省立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院长,1940年本年聘请国内众多著名学者任教,其时省立文理学院在粤北东陂镇租借村民的祠堂办学,包括“双桂坊”“黄尚书祠”等坐落在西塘村、塘头坪村等历史建筑,郭大力先生于1940年应林砺儒之聘来到东陂,边教书边翻译马恩著作。

 

  1941年  王亚南四十一岁

  1月

  1月29日代校长许崇清签文“经济学系主任千家驹教授教职照准改聘王亚南教授当任”[11],在1月20日已经电告在在桂林李家花园的千家驹教授,学校聘王亚南代理经济学系主任,并“希为珍摄”。

  2月

  丁颖请求李达先生到农学院兼任经济学课程,为农学院二年级上课,函告胡体乾代院长、丘琳办公室主任。[12]李达兼农学院经济学课程至3月底。

  1941年国立中山大学人事处编的《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对王亚南做了介绍,摘录如下:

  新经济学家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他留学日本和德国,专攻经济学。回国以后,他同他的朋友郭大力合力翻译古典经济学,从亚丹·斯密士、李嘉图,到卡尔的经济学著作都先后介绍贡献于中国学术界了。他翻译了一部欧洲经济史(世界书局),另以笔名编译了一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稿(生活书店),还有其他译著,恕不一一列举了。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卡尔”指的是卡尔·马克思,在大学的名师介绍中,王亚南翻译《资本论》是吸引学生的重要学术背景;二是进步书店“生活书店”专门提及,王亚南先生出版的译著和著作,与上海的重要的两家进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有关。

  3月

  李达到栗源堡农学院所在地授课,讲授经济学课程。

  经济学系增加了多名由其他学院或者法学院其他学系转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1941年初,钟敬文结束战地之行,来到中大文学院任职,1942年写成《历史的公正》一文。

  4月

  许崇清代校长于4月30日请王亚南教授在法学院院长黄文山不在院时代法学院院长职务。

  黄文山任法学院院长,出生于台山,为黄兴先生的女婿,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笔名为凌霜、兼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加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但在11月就退出。[13]1941年度教员名册上填写黄文山为教授兼任院长,授课科目是近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文化社会学两门课,薪额400元,到校时间是1941年5月,填写的日期是1941年11月29日,但实际上2月黄文山从美国回中国,在坪石的时间是3月,5月黄文山就外出,受孙科之约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写作。1942年3月辞去院长一职。

  5月

  社会学系教授李达指导社会学系毕业生陈明、陈丽群的毕业论文,陈明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战时粮食问题概论》,李达要求指导老师写为胡体乾教授,李达自己的名字隐去以免引起关注。

  李达在武阳司村的法学院大礼堂作了“中国社会迟滞原因”学术演讲,吸引学院内外许多学生参加。[14]

  6月

  文学院迁回靠近校部的铁岭。中大文学院初时在清洞村居住条件艰苦,校方通过与广东省银行沟通,租借到当时坪石铁岭站,原为粤汉铁路局所建,后为广东银行租用,房舍大小十栋,文学院教学条件才大为改观。学校与广东银行1941年订立合约,要求押金3个月,按月交租金,租期从1941年6月1日起共15个月,修理费用学校自理。

  6月26日晚,法学院政治学会在武阳司村法学院礼堂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李达、黄文山、雷荣珂等教授和学生进行热烈讨论,近百人参加。

  7月

  李达先生离开中山大学回家乡湖南。

  根据1941年7月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王亚南暨其直系亲属调查表”,王亚南在粤北乐昌坪石武阳司经济学系任教,住址是肖家湾观音堂,王亚南40岁,妻子李文泉22岁、儿子王洛林2岁。祖父王昌祉,81岁,继祖母吴氏69岁,母亲范氏67岁等亲人均在黄冈团镇。

  1941年7月9日,在坪石的郭大力写信给谷神、叙功、寿宣、仲杰、栗原、竺同、士仁先生,告知7月5日遇劫情形。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有一封郭大力先生1941年的信札,郭大力先生在粤北遇劫,从郭大力先生给同事告知在粤北遇劫的信函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1941年7月9日写信给谷神、叙功、寿宜、仲杰、栗原、竺同、士仁先生,感谢谷神、叙功、寿宜先生他们给了电话慰问。当时有古道联系连县和乐昌,信中郭大力描述是自己抵达星子镇后生病,但不是很重,因病雇用了轿夫,其中一人途中说病了,换人而出事的。7月8日到了坪石住友人处,二、三日后很快就可动身回舍(应该就是东陂镇)。

  7月8日所写信函记录了7月5日遇劫所失衣物:黑色厚呢大衣、蓝色女呢大衣、黑色哩矶西装、灰色哩矶西装、蓝色哩矶旗袍、女孩红花棉衣、男孩棉大衣、蓝斜纹布学生装一套,女布旗袍三件或者四件,现款百余元,金戒指二只,铁锅一只。[15]从行李中的衣服得到一点判断,当时连县和坪石都很冷,郭太太比较喜欢蓝色,郭大力是当时学者常见的黑色和灰色,随行有男女小孩。

  以上是1941年7月9日写给连县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同事的信。[16]此份档案特别有价值,一是表明其1941年7月尚在粤北,二是张栗原先生仍然在世,更正以往多篇研究文章在这两方面的错漏。

  信中“栗原”就是张栗原,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郭大力在东陂教学之余的第二份《恩格斯传》译稿就是放在他家。后来,张栗原在连县不幸因肺病去世。

  “叙功”就是盛叙功,40岁,时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授兼训导主任。当时已经出版《西洋地理学史》,解放后是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创始人。竺同就是陈竺同,47岁,在当时已经有著作《中国上古文学史》等,后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哲学史》等。

  “谷神”者为潘祖贻,留学日本,于日本岩仓铁道专科毕业,时任省立文理学院教务长,1943年7月受聘到管埠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授,是对中国易经有深入研究的名家,1945年病逝。

  王亚南别号渔邨,郭大力信中没有说到他,推测信中所提及的“坪石住友人处”就是王亚南处,推测郭大力的信是从坪石寄连县东陂。在粤北当时他们应该有书信和电话来往。

  7月15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致函连县警区第三区促办郭大力先生报的案。函中写到郭大力教授7月9日由东陂墟启程赴坪石,这是学校给警区的函,时间估有误。

  8月

  8月1号开学,1941年学年开始。

  朱谦之先生任坪石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倡导学术研究,建议创办全校性的学术期刊《中山学报》,得到时任英文系主任洪深教授支持,10天内征稿马上付印。[17]

  法学院王亚南先生与文学院朱谦之先生经常讨论问题,第二年王亚南先生也在《中山学报》发表文章。王亚南先生曾写到:“至若就其研究态度讲,我们在几年同事当中,每次见面必争论,每次争论达到面红耳热的程度,结局,他总会给你满意的说:‘你所讲的很对’,但这样讲的时候,言外决不忘记也给自己满意的表示:‘我所讲的也很对。’这就是说,绝对尊重他人的意见,同时也绝对坚持自己的意见。朱先生的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被友人称为是‘为生活而学问的态’”。[18]朱谦之回忆到王亚南对他开玩笑说其有“探奇揽胜”的研究热。[19]

  王亚南先生的描述传神,表现了坪石先生之间的友谊和学术原则。

  章振乾先生到校任法学院副教授,章振乾为福建连江人,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任《新福建日报》编辑,1934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农村研究院读书,1937年回国,曾任福建银行董事会秘书。

  王亚南8月11日向校方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专注教学。张云代校长极力恳请继续担任系主任职务,“慰留”盼“打消辞意”。

  9月 

  李达所写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在桂林出版的《文化杂志》第2号发表,应为在坪石武阳司法学院教学之余所作。

  9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信中央研究组提议阅读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第6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20]

  10月

  1941年10月王亚南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刊登于1941年《新建设》第2卷第10期。

  10月19日,刘耀燊教授因王亚南先生请假代经济学系主任约三个月。王亚南先生回校销假后,校方告知职务已经移交回王亚南先生。

  12月

  王亚南先生推荐梅龚彬先生来到坪石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任教,梅于11月底到了坪石。

  1941年度法学院教员名册上王亚南先生一栏注明授课内容:经济学、农业政策、高级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填写的时间是1941年11月29日,同一表已经填写有梅龚彬任教授的名字,授课科目为合作经济、工业政策、政党论、中国现代政治问题,到校时间空白。

  造表时间是1942年7月的另一份1941年度法学院教员名册注明梅龚彬先生(1925年入党的秘密中共党员)到校时间是1941年12月,薪额370,王亚南先生390元,到校时间1940年8月。

  梅龚彬先生回忆:“1941年底,我在桂林接到王亚南从坪石寄来的信,得知中山大学决定聘用我,立即向李济深辞别,赶赴坪石报到。当时,王亚南是中山大学教授,还担任经济系主任。按常规,大学是在暑假前发出聘书的,我却在寒假前接到聘约,除了老朋友王亚南大力帮忙外,蒋光鼐为我写给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的推荐信,肯定发挥了作用。”[21]

 

  1942年  王亚南四十二岁

  1月

  龚梅彬回忆:“按聘约,我从1942年1月起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任教授,承担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程的讲授。我抓紧寒假时间突击编写讲义,新学期一开始就登上了讲台。”

  代校长张云1月31日发函聘王亚南为经济调查处及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胡体乾为社会研究所主任、余群宗为民众法律顾问处主任。

  3月

  1942年3月,王亚南在《中山学报》发表“现代经济思想演变之迹象”。 

  黄文山辞去法学院院长,3月留英法学博士钱清廉教授接替黄文山任法学院院长。

  4月

  4月12日郭大力完成文章“我们农村的利息”刊登于《时代中国》“革新号”专号,文中分析了高利贷对农民造成的负担,对农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典当”进行批评。

  1942年4月,王亚南《经济科学》第2期发表“政治经济学上的人——经济学笔记之一”。

  5月

  龚梅彬家人团聚,龚先生回忆到:“我在坪石落脚之后,就写信告诉远在上海的妻子龚冰若。不料,她接到信后,立即带着我的老岳母以及4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到粤北山区小镇。我们全家在1942年‘五一’节团聚了。家人的到来使我喜忧交加。高兴的是颠沛半生之后总算能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担忧的是我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七口的日常开销。我理解妻子的苦心。她不愿在上海受日寇的奴役,更不愿让孩子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坪石的生活再艰苦,她也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来到我的身边。妻子很体谅我,帮助我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让我集中精力做好学校里的各项工作。为贴补家用,她变卖了从上海带来的衣物,并不顾山道崎岖,到几十里外的湖南省宜章县一所中学去教英语。我的老岳母操持全部家务。由于她老人家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使全家日子过得挺舒坦。” 梅龚彬租住在坪石镇的上前街23号,房东姓陈,处于内进的三间房,房租每月需70元。

  6月

  王亚南在1942年第5卷第6期发《时代中国》发表“哲学与经济学”。

  7月

  汪洪法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代替钱清廉。

  王亚南先生的经济学系学生廖建祥、罗湘林、王学义毕业留校任助教。

  9月

  王亚南在重庆,旅途中完成文章“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

  10月

  金曾澄代校长签约聘王亚南兼任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上一年度王亚南教授一直主持该研究室工作,张云代校长也签署了聘书。

  1942年10月,王亚南发表“歌(散文)”于《时代中国》第2卷第10期。

  1942年底,《经济科学》创刊,于第二年1943年1月10日正式出版,在创刊号上王亚南发表了《经济科学论》作为“代刊发刊词”,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调查处开展调查成果也发表于刊物上。《经济科学》征稿简约中,强调“不拘语体文言,但请求通俗”,编者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销售者为“坪石汇文供应社”,估计坪石老街中有一家门店应称为“汇文供应社”,印刷者为“文汇印刷厂”,落款注有“坪石,武阳司”字样,王亚南先生多篇文章落款写着“坪石野马轩”,佐证王亚南先生写成的文章多是在武阳司埋头苦耕的。

  12月

  1942年12月,王亚南在第2卷第4期《广东省银行季刊》发表“中国商业资本论”。

  郭大力1942年12月在家乡完成编译《恩格斯传》,写的序提及,1938年见到原著,是郑易里给的并建议郭先生翻译,1939年完成的译稿丢失。1940年到了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教学之余开始第二次翻译,成稿后存放在同事张栗原家。但不幸张栗原先生病逝,译稿又找不到。1942年坚持不懈的郭大力先生第三次译本终于出版。

  此序写于1942年12月,即郭大力先生离开省立文理学院返乡之时。文中“我到了广东”指的就是到广东省连县东陂镇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文中提及的友人“张栗原”当时也受林砺儒院长之聘在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文中还提到“缩编本”“改编本”“新传记”是相对古斯达夫·梅尔写的《恩格斯传》完整的传记而言。

 

  1943年  王亚南四十三岁

  在王亚南坪石武阳司村法学院教学中,还有来自香港的借读生。1941年第二学期,岭南大学开始借读国立中山大学各学院,包括各年级各专业,法律学系四年级周祖逖、方冠蕃;经济学系一年级李华伦;政治学系二、三年级陆士诚等9人。

  1月

  王亚南在武阳司法学院经济学系任主任,创办了《经济科学》双月刊,提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的平台,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仅有教师,也有高年级的老师。

  1943年1月,在第8卷第1期《广东省银行季刊》发表“中国货币总论”。

  1943年元月10日出版《民族青年》第二卷第一期。王亚南先生发表的“今年经济的展望”作为首篇,他寄语1943年是“经济改造年”。 

  2月

  在1943年2月出版的第二、三期《经济科学》合刊上,首篇作是王亚南先生的文章“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读来依然令人深思,对今日经济学人和各类学科研究者仍有现实意义。文章落款的时间是“1942年9月撰写”。

  文中写道:“关于当前的经济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或一般财政经济学者,似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包括着各种重要经济设施的经济计划本身,还不够周密详尽,同时,执行经济计划的人事行政方面,还大有整顿余地,这是非常允当的,我不想涉及人事问题,单就大家特别关心的经济计划而论,其间实在很有需要分释的地方。”王亚南先生接着指出,经济计划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性质的问题”,“计划去迁就社会”是他提出的重要观点,同时他批评了经济学界不良的学风,充满英美的、或在一定范围内是德、苏经济意识。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经济研究者,他们可能指数出苏联“三个五年计划”、德国“两个四年计划”,乃至美国“复兴计划”的内容,可能背诵出现代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概念,但一问到那些经济基本概念,与中国社会的商品价值、地租、利润和工资等等,有何本质区别,那些经济计划如推行到中国社会,有何阻碍,他不能置答。“原本是当作研究中国经济之手段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便在无形之中成了目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气概,促使经济学界超然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最后在结论部分,王亚南先生再一次强调“经济问题特别关系土地问题”。王亚南先生的鲜明观点,不仅切中80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方法要害,同时对今日学风之不良种种现象,依然是明亮的镜子。此文落款为“1942年9月14日于重庆旅居中”,应是王亚南在重庆短时间写成。

  大学四年级学生余志宏同期发表文章为“中国商业资本发展之特质”。1943年在《经济科学》第三、四期读大三的涂西畴同学发表“评柯尔‘论政治学与经济学’”一文,写道:“柯尔是一位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意见社会,在1929年出版了马克思之真谛一书中自我表白,‘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他的理论中找到他所用的分析社会的正确方法,拿来分析今日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较之其他方法所得的要明白些。’”但作者没有停留在介绍,他发挥批评性思考问题学术精神,反驳柯尔关于马克思学说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的观点,又写到:“卡尔与恩格斯虽然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把经济和政治观作不可分裂的整体。但学术的研究上,并未视二者为不可分开的研究对象,也未否定政治学与经济学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22]柯尔(C.D.H.Gole,1889-1959)是英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44年是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

  《经济科学》第5期同时也发表了中山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助教罗致平老师的“经济发展阶段分析和批评”。

  4月

  1943年4月,《经济科学》第五期出版,此期为中国经济史特刊,王亚南先生发表文章“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落款是“坪石野马轩”。罗致平同期发表的文章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之分析和批判”,留校的助教廖建祥发表的文章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之与社会发展迟滞问题。” 经济学系讲师陶大镛发表的文章是“青铜时代生产技术研究发凡”,定稿时间写着“1943年4月校正于坪石”。

  王亚南的文章排在第3篇位置,可见王亚南鼓励后生的用意,首句直接了当:“科学的经济史的研究,到现在,还没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们这里所论及的经济学,是特指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法则,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来踪和去迹,然后始能引导我们去探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乃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则。”后资本主义社会一语用了双引号。

  此期发表的经济学多篇文章,参考索引有多部郭大力、王亚南的译作,王义成文章“经济理论研究引论”,参考索引中有《国富论》(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Ricardo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袁亦山在此期发表“民生主义经济研究发凡”,参考索引中有写明:《国富论》和《资本论》(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并介绍道:“一般人往往以此书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实它也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为研究主题,著者在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分配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法则、本质、规律性,及其必然崩溃的走向,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剖析甚详,使我们能清楚资本主义真相。”

  4月27日李约瑟离开了“韶关,并乘火车于10点到达坪石。我们在那呆了一周,访问了中山大学的不同学院,包括岭南农学院。中山大学是我们在中国访问过的最大的大学。” 李约瑟拜访王亚南,在乐昌坪石一家酒楼见面,临别时请教王亚南先生从中国历史社会的角度解释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落后,王亚南答应研究后告知,此后,王亚南开始了一系列研究并形成文章,最后有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著作。李约瑟回忆“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并曾到达遥远的东南。一个炎热的夜晚,在粤北坪石河旁的阳台,我和王亚南(现在厦门大学校长)在烛光下谈到了中古时期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实质。除此之外,还和吴大琨在曲江的书店和茶馆中讨论其他社会学问题。”[24]

  5月

  1943年5月8日,王亚南在《新建设》发表了文章“中国资本总论”,“战时经济的重要性及中国战时经济政策”。在第4卷第3-4期发表“当前的物价与物价管制问题”。

  经济学系“经济调查处”对学校所在地坪石进行细致的经济调查,形成“五月来坪石主要日用品零售价格调查”报告。

  6月

  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组编写的《中大现状》6月出版,经济学系经济调查处和中国经济研究室建有一座独立房舍,树皮屋面竹纤批荡墙面,两厅四房,教学采用集中分组制,法学院一篇介绍文章提及经济学系教授6人,副教授4人,讲师1人。他们是教授王亚南、梅龚彬、汪洪法、刘耀燊、梁晨、李肇义,副教授陈宣理、金根宪,朱荣慕、章振乾,讲师陶大镛。助教梁宏、罗湘林、郑启校、容璧、谭让、王义成。李肇义于1936年毕业于法国第戎大学,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对形成重农学派的影响》,曾在云南大学任教;梅龚彬讲授社会发展史、工商业政策;陶大镛讲授货币与银行,在进入大学之前陶大镛在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任编辑和股长,袁镇岳经济学系毕业后也在同一出版社任职,再回校任教。王义成于1942年7月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每周请本校教授和社会名流到校做报告。[25]

  本月金曾澄代校长与王亚南教授续签聘书从1943年8月至1945年7月,为两年的聘期。

  8月

  王亚南先生的学生张来仪同学毕业留校任助教。

  11月

  盛成受聘法学院任教授,讲授国际政治、政治地理和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3年,在《文化杂志》第3卷4号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

  1943年《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表《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3期,落款“1943年于广东坪石野马轩”。王亚南提及,是因为在应用上,经济学对各国都不一样才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从理论讲,他更倾向于经济学的一般性。文中介绍了奥地利学派代表性人物门格尔、威色和庞巴维克的主要论点,批评其对民生经济由理论到实践的背离。[26]

  11月

  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由实践出版社出版。

  12月

  1943年王亚南先生著有经济科学丛论《中国经济原论》。1944年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员登记册在上年度有何著作一栏,王亚南先生填写的是著有《经济科学丛论》《中国经济原论》,这是较早有《中国经济原论》书名的记录。梅龚彬先生填写的是“完成工业政策及日本研究讲义稿”。[27]

 

  1944年  王亚南四十四岁

  1月

  郭大力在《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期刊载文章“论劳动的有效化”。

  3月

  1944年3月28日,王亚南参加由朱谦之在坪石研究院主持的“中国经济学座谈会”,参会者还有董家遵、陈安仁、郑师许及研究院员生,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学的物质、中西经济学说之比观、中国经济学论之哲学基础、中国经济制度等。

  1944年3月,第4卷第1期的《广东省银行季刊》发表《中国经济恐慌形态总论》。在文中王亚南已经提到自己的“拙著《中国经济原论》和其他各文中”。[28]

  在《新建设》第5卷第3期王亚南发表“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1944年3月《经济科学》第6期出版,王亚南发表“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王亚南先生的提出,经济学系研究的学科,早有分别形成各种独立研究部门的必要,建议分八组:1.经济理论组,2.经济技术组,3.经济政策组,4.经济史地组,5.战时经济组,6.金融货币组,7.财政贸易组,8.经济名著翻译组。落款“1943年12月1日,坪石野马轩”。此期为“分科研究指导专号”,廖祥林发表的文章是“怎样研究农业经济”,罗湘林发表的文章是“怎样研究财政学”,张来仪发表的文章“研究会计学诸问题”。[29]

  1944年5月底湘北激战,日本军队有向南广东推进的可能。

  6月

  豫湘桂战役延及湘北,粤北遇日军进犯的威胁,学校准备搬迁。

  东吴大学是在1944年6月接到广东教育厅疏散停课的命令后,6月10日师生不得不相互告辞离开曲江仙人庙,各奔东西。

  7月

  7月1日朱谦之搭车赴连县的星子镇,第二天乘船抵连县,住连州中学,暂住几天后搭车往桂林,7月17日抵达悟州。

  1944年下半年,粤北各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开始疏散方向不一,王亚南选择从坪石南下曲江,再到赣州,在郭大力家乡停留后,到了抗战时期福建临时省会永安。王亚南到了江西赣南南康与郭大力会合,住郭大力所在的村中。

  8月

  留在坪石继续任教的还有部分老师,罗致平此时入法学院担任不分系德语教授,他曾在私立协和大学任研究员、私立香港专辑研究所大学教授、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助教、工学院讲师、理学院兼任讲师和中华文化学院兼任讲师。经济学系毕业生涂西畴留校任助教,为王亚南代课。

  10月

  王亚南先生发表《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在1944年10月刊载于《改进》1944年第10卷第2期。

  《改进》期刊是1939年4月在战时永安创办的抗日进步刊物,为改进出版社6种定期刊物之一,社长黎烈文为上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邀请了王亚南写经济学文章外,也邀请了郭沫若、钱端升、费孝通、巴金等知名文化人在该刊载文化、历史和国际问题的文章。

  11月

  10月中旬坪石相对平静安全,许多师生重返坪石回校继续上课,朱谦之夫妇是花了21天跋山涉水于11月回到坪石。

  此时在福建长汀的王亚南已经受聘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所长,先后同行有章振乾、余志宏、张来仪、袁镇岳等多位坪石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师生。章振乾9月先到,任研究员兼任经济组组长,王亚南先生任所长兼文史组组长,杨潮先生任政治组组长。杨潮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作家,比王亚南先生先到任。在研究所还有一位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1930年回国的北京女青年谢怀丹,她属于政治组杨潮先生助手,但也积极在《经济科学》发表数篇国际分析文章。

  1944年11月14、15、18日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于《东南日报》。

  1944年11月26日完成《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发表于《改进》1944年第10卷第4期。从王亚南发表文章的落款“11月26日永安野马轩”分析,王亚南在永安发表多篇文章仍然喜欢使用“野马轩”书斋名号。

  1944年出版《中国经济论丛》一书收录八篇文章是王亚南对于抗战后期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1944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1944年12月,在《改进》第10卷第4期发表“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

  1944年底在福建永安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改造《社会科学》季刊、《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简称《研究汇报》)等杂志。[30]

 

  1945年  王亚南四十五岁

  3月

  1945年《社会科学》3月出版第1卷创刊号,刊载王亚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文,郭大力发表“论国家在生产建设的位置”,开宗明义讲到“在社会正义生产建设上,国家的地位是明白没有的。生产手段应为国家所有,生产方向和比例要为国家规定。”

  4月

  1945年4月,王亚南在福建省银行季刊《研究汇报》第1卷创刊号发表“福建经济总论”。同期胡瑞梁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史论新发展的研究报告”。

  余志宏提议,闽西农村土地改革区有特点,可以进行调查。王亚南接受建议并大力从学术和财政上给予支持。由章振乾带队,余志宏、胡瑞梁和钟其生组成调查团,进行92天的实地调查。

  4月8日吴大琨从长汀经过龙岩往永安,与章振乾、余志宏相遇在龙岩,考察团将第一周调查材料带回永安的研究所。[31]

  5月

  5月28日,章振乾、余志宏在调查途中,接到胡体乾和王亚南来信,胡体乾提出若需要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协助,将派人参加。同时告知法学院迁往广东蕉岭,盼章振乾回校完成授课任务。

  1945年6月《社会科学论纲》在永安的东南出版社出版。

  该著作命题是在武阳司村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上课讨论的结果。王亚南在1946年写的“留给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一封信中”写到“就连中途离开而在去年度印行的《社会科学论纲》,其中命题,也还是在中大教读当中,为大家所分别提起,因而引起我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6月22日由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代院长胡体乾从蕉岭派出的经济学系涂西畴助教和社会学系助教覃正光与调查团会合,参加调查工作。

  王亚南得病无法工作,家人也病倒,将近一个多月。6月30日余志宏、章振乾接到王亚南来信,王亚南了解调查进展,并告知因病和交通仍然不便,尚未决定何时返回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完成应授课的课时。[32]

  7月

  7月3日,调查团的任务基本完成,章振乾与涂西畴、覃正光一起结伴返蕉岭上课。

  7月国立中山大学毕业生按时毕业,在学生通讯录中,经济学系主任仍然是王亚南,法学院院长是胡体乾兼社会学系主任。

  8月

  经济学系毕业生胡瑞梁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助教。

  9月

  1945年9月,王亚南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2、3期发表“混合经济制度的批评”。王亚南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发展混合经济与实行混合经济有本质区别,多重成分社会经济虽然客观存在,但实践指导原则是一元的。

  同期章振乾发表文章“我们怎样调查闽西的土地改革”,胡瑞梁发表文章“评早川二朗的古代社会论”。

  11月

  11月19日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人员全体同仁合影,推断应该是此时王亚南离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影中有章振乾、余志宏、胡瑞梁、钟其生、郑书祥等12人。

  以此推断王亚南到长汀避难的厦门大学执教,任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是1945年底,选择这一时间应该是与国立中山大学第二期的聘书是1945年7月结束有关。

  1945年在《改进》杂志第11卷第2期、第5-6期,发表“论文化与经济”、“抗战结束有感”。

  1945年在《联合周报》第6期发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兴社会科学在应用上的比较观察》,第8期续登“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

  12月

  1945年,王亚南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发表“中国公共经济研究”,时为12月,刊号为第1号。章振乾发表“闽西土地改革区新足公田经营方式研究”。

  1945年底王亚南赴台湾大学法学院讲学一个月。[33]

  1945年12月,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法则问题”。

 

  1946年  王亚南四十六岁

  1月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亚南、章振乾建议,由1941年经济学系毕业生余志宏主持,原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助教张来仪协助,募集资金,将1940-944年王亚南先生讲授《高级经济学》课程相关联成系统的各章,汇编成书以《中国经济原论》为书名由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名义印刷发行。

  1946年1月,由在福州的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研究总论”,该书原第一篇导记题目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全般发展情形,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本身认识的演变”的长篇结论,因战争原因遗失,此书总论是重写的绪论。当年在坪石武阳司村教学孕育形成的《中国经济原论》专著初稿,在抗战胜利后出版,是战火中王亚南先生的“最后一课”,它们今天仍然是中国经济学学科奠基之作。

  王亚南虚怀若谷,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序中均提及中山大学师生的帮助,特别提及到法学院院长胡体乾和梅龚彬经济系主任,《在中国经济原论》的序言中他自己提到中山大学的同学同事对他的帮助,在序中再三强调是在中大课堂被不断地询问的结果,是任教期间发表的几篇重要经济学文章移植。

  王亚南是很有情感的人。他对最前线的大学的情感,来自特殊的战争区位环境,认为“战争是骇人深省的有力因素,战时的许多社会现象,会帮助我们认识那些隐伏在表象后面的有关社会本质的东西。但假使我留在其他地方,或者留在其他大学,恐怕会是另一结果吧!”[34]《中国经济原论》诞生时是写了三万字的绪论,1945年准备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纸版做好了,但桂林沦陷而搁浅,后来第二年在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35]

  4月

  4月至7月间王亚南第一次踏进真正的国立中山大学广州石牌校园,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6月再补充聘书,聘请王亚南先生为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时间从4月1日至7月底止。王亚南先生返广州石牌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授课。[36]授课主要内容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对中国社会制度影响,主要观点是中国进入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后,在经济制度和思想上层建筑方面,最后都起了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维持现状的作用,这就使中国地主经济制度发展停滞,资本主义难产。[37]

  王亚南在《裕民》第8期,发表“论技术在生产建设的地位”。

  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勘误”发表在《经济周报》第2卷第20期。

  6月

  1946年在《社会科学》第1-2期王亚南发表“论技术在生产建设上的地位”,郭大力发表“论农业与生产建设”,张来仪发表“论福建工业建设”,余志宏发表“与江钦冰君论‘社会治乱定律’。

  郭大力的学生罗克汀与侯外庐合著的传播马克思理论的《新哲学教程》出版。

  8月

  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代院长梅龚彬向校方提交关于王亚南现已返校工作一事的笺函,证明本校呈部名册已有王亚南教授名义列入,离校期间已经对所担任课目请人代课,函请学校补发迁校补助并出具在校服务证明,王星拱校长8月5日批准照同任职列册报请核发,给予证明书以资证明。[38]

  1946年厦门大学迁回厦门,继续聘用郭大力、石兆棠为教授。[39]石兆棠在武阳司法学院与王亚南先生共事,在1942年的《经济科学》杂志上,石兆棠发表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

  比郭大力先到任的有熊德基先生,任历史系副主任,当时是秘密中共党员,与郭大力同住新建的单身教师宿舍“敬贤楼”,并为邻居。[39]

  1946年在《青年与妇女》第5期发表《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

  10月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经济系成立经济研究室。

  11月

  1946年11月在《每日论坛》发表《留给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坪石的学术气氛是民主和开放的,王亚南先生在1946年回到中大广州石牌校园为经济学系的学生补课后,发表的公开信谈到这一点。依公开信提及他在中大任教时间前后快7年,离开了中大是因为对厦门大学有承诺,一处久呆对文化社会传播不利。王亚南写的“留给中大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信”,是1946年11月5日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想念在中山大学的日子而寄给《每日论坛》的编辑后公开的,在寄给编辑的信落款处是厦门大学海畔“野马轩”。

  11月4日郭大力完成“论出口税”一文的写作。

  12月

  在《社会科学》第3-4期王亚南发表“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社会科学论纲》增订本改名为《社会科学概论》,由已经在福州的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40]

  郭大力发表文章“经济建设与民生问题”于1946年《警笛》第1期。

 

  1947年  王亚南四十七岁

  1月

  1月1日的《江声报》,王亚南发表“展望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国经济学界”一文。《江声报》是厦门历史悠久的报纸,孙中山先生为报纸题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新闻媒体。

  1947年1月,在《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期王亚南发表“金融论”。

  3月

  1947年3月25日,王亚南在《文汇报》发表“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

  4月

  1947年4月,在《时与文》第二卷第4期发表“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此后数文连登。1947年3月14日《时与文》创刊于上海,综合性周刊,陈博洪担任发行人,1948年9月24日停刊。

  1947年4月,在《现代经济文摘》第1卷第4期王亚南发表“我们应如何现解官僚资本”。

  5月

  王亚南先生、熊德基先生等教授参加学生举行的“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演讲。

  《资本论》再版,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

  《时与文》第2卷第15期王亚南发表“论中国都市与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

  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第2期王亚南发表“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略论有关中国经济形态的几种认识”。

  王亚南在《现代经济文摘》第6期发表“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郭大力在《经建季刊》第2期发表“论出口税”。

  8月

  《资本论》第一卷,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

  曾在粤北从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林励儒受聘于厦门大学任教育学系教授,与王亚南共事。在坪石与王亚南共事的罗志甫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9月

  1947年9月,在《时与文》第2卷第1期发表“论所谓官僚资本”。在《时与文》第2卷第2期发表“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在《时与文》第2卷第3期发表“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现”。

  10月

  1947年10月,在《时与文》第2卷第5、6期分别发表“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和“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

  《在中国经济原论》再版,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

  11月

  1947年11月、12月,连续在《时与文》第2卷第10期、第11期、第12期、第14期、第15期,发表“官僚家族与门阀”“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仕宦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时与文》第2卷第12期发表“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对1941年李达提出命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为连载关于官僚政治的第12篇。

  郭大力所著的《生产建设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周报》做了评介。

 

  1948年  王亚南四十八岁

  1月

  1月1日的《江声报》王亚南发表“中国经济之路”。

  郭大力第三次翻译的《恩格斯传》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光华书店发行。

  2月

  《新中华》第6卷第8期发表“论中国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3月

  1948年3月,在《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发表“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同期发表了章振乾先生的文章“转型期租佃制度论”,张仪来先生的文章“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质”。

  1948年在《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中国土地改革问题的研究”。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自然条件问题”。

  《在中国经济原论》再一次出版,同样是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5月

  1948年5月、6月、9月,在《时与文》第3卷第7期、第3卷第8期、第3卷副刊,发表“新官僚政治的成长”“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序言”。

  6月

  郭大力在《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价值存在”。王亚南发表“中国土地改革问题研究”。

  《新中华》第6卷第8期王亚南发表“论中国传统思想之取得与丧失存在的问题”。

  7月

  1948年7月《中国建设》王亚南发表“论中国的讲坛社会主义”。

  8月

  8月8日-9日在《江声报》发表“中国经济研究的世界的展望(“中国经济原论”日译本序)。

  9月

  1948年9月《社会科学》第4卷第3期,王亚南发表了“中国土地改革问题再论”。

  10月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由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

 

  三、王亚南的学生与同事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王亚南作为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培养了一批像陈其人、袁镇岳、张来仪、余志宏、胡瑞梁、涂西畴、罗湘林、廖建祥、戴錞隆等具有影响力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与他粤北抗日战争时期共事烽火育人的老师如李达、林励儒、朱之谦、郭大力、吴大琨、胡体乾、余群宗、章振乾、陶大镛、石兆棠、罗致中等成为了创建新中国经济学等学科教育机构,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学科建立的主力军。故在“学术年谱”整理中将这批经济学家早期的研究方向与关键事件纳入进来。其学生的每篇论文从选题到大纲再到具体的撰写,倾注着王亚南的心血。

  (一)王亚南与郭大力对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从王亚南、郭大力所处的年代可以划分为战时、战后和社会主义三大历史阶段,他们运用《资本论》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解答中国经济问题。

  陈其人教授在2009年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指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中国经济原论》成为研究旧中国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著作。[41]除了《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两部划时代的《资本论》中国化的著作外,王亚南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学论文着力于战时经济政策,包括“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今年经济的展望”,此阶段的文章也结合教学需要讨论经济学科历史和分类。战后关注重建和生产,如“论技术在生产建设的地位”,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战时教学讨论的基础上系统化,发表17篇论文,并在1948年出书。从《资本论》中国化方面深入思考了土地问题,发表“中国土地改革问题的研究”。在解放战争时期,王亚南发表的“混合经济制度的批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改造”,已经直接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阐述。

  郭大力在战时开始关注农村经济问题,对战时经济提出独特见解,发表了“战时商人的权利及其限界”“掌握物质的理论”“论农村的不等价交换”以及著作《我们农村的生产生活》,为农民不平等的物质交换鸣不平,强调土地是一切需要掌握的物质之首。[42]战后关注重建、生产和物价飞涨,著有“论资本主义与充分就业——凯恩斯经济理论之批评”“经济建设和民生”“论货币的质与量”。1949年6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产业家的积极性”,很有预见性地认识社会主义需要进步生产力,解除产业资本家的误解,教育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43]

  王亚南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厦门大学校长,时任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著名学者王学文极力推荐王亚南、郭大力到校任教,但王亚南已经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所以只有郭大力于1950年夏被调到马列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是中央马列学院成为新中国《资本论》传播重要阵地的开端。[44]1955年12月23日郭大力的讲稿“《资本论》学校辅导”,1949年9月16日王学文的讲稿“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现在是《中共中央党校“老讲稿”选编》一书中最重要的讲稿之一。郭大力在讲稿中说“因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所讲的道理,就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道理。”[45]郭大力在中央党校一直传播《资本论》和不断完善翻译马克思著作,坚守到最后一刻倒在书桌前。1975年12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出版,郭大力对第二、三卷进行润色再出版。1976年4月9日早上工作,中午心脏病发作,不幸病逝。按照他的遗嘱将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交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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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郭大力从1949年至1976年教学的学校主楼,戴念慈、王荣寿于1957年设计,图纸设计单位是建筑工程部北京第一工业设计院,于1962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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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主楼柱头具有“红色建筑”特点的装饰。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培养新中国的大学生,继续从事《资本论》大众化的传播与论述,1950年8月创建经济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培养。1952年7月恢复《厦门大学学报》,并亲自担任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第1号学报首篇文章就是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期发表文章的还有胡体乾的文章“论经济发展统计”,对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的差别,由量见质。袁镇岳发表的文章是“论平均增长系数”,张来仪发表的文章是“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核算制度”。王亚南培养的第一期研究生邓自基同学发表文章“苏联预算制的研究”、陈克焜同学发表的文章是“学习《实践论》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体会”。1950年王亚南在厦门大学开始带研究生,厦门大学共收三个专业的研究生10名,在王亚南写的编辑后记专门写到有两位作者是其研究生。[46]

  《厦门大学学报》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份大学学报,[47]接着增办《学术论坛》。1957年王亚南发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指南”于《学术论坛》,其后创办了《中国经济问题》期刊,这是和平年代最重要的第三份经济学学术期刊。王亚南在此期刊发表的经济学文章最多,1960年在《中国经济问题》期刊王亚南发表文章“大力开展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王亚南于1964年在《中国经济问题》期刊发表“当前政治经济学战线上所谓生产价格派与机制派之间的理论斗争”和“《资本论》第二卷学习提要及其问题”。

  1963年8月王亚南与袁镇岳主编“《资本论》讲座”第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是1961年8月起《中国经济问题》按照计划刊载了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王亚南在书中“写在《资本论》讲座前面”文中介绍到:“我们就我校经济研究所抽出几位同志,边学边写,共同学习意见。把学习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问题》刊物上陆续发表出来,主要的是希望由此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指示。”[48]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对从坪石1943年开始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一命题一直延续深入研究,1951年、1954年、1958年王亚南多次修改出版了《中国地主封建制度论纲》一书。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教育体系创建者 

  政治经济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教育急需建立的学科,社会主义经济运转需要统计和计划经济需要新的经济理论体系。

  1942年毕业的袁镇岳、1943年毕业的张来仪从学生到进入社会一直跟随王亚南先生,而且同王亚南合作撰写经济学著作,均担任过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开始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经济体系建立提供研究成果。1955年张来仪发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核算制度”于《厦门大学学报》。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后,除任校长外,王亚南亲自担任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1950年建立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形成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学系教学体系。胡体乾到厦门大学任统计学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开拓了社会主义统计学的新领域。

  1955年4月,王亚南主持学术讨论会,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进行数天的研讨,在小结时王亚南讲到:“总的来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上起着经济法则的作用。可以问一问五年来我国生产发展的目的和方向是什么?显然的,我们五年多来的生产发展过程贯彻有一定目的,并指向一定的方向,这体现在会上许多同志用生动的数字所显示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变化方面:重工业的迅速增长,工业对农业比重加大,农业中的个体经济合作化,以及资本主义成分的国家资本主义……等。一句话,非常明白的,我们五年多来的生产发展一直是指向社会主义,并且在各方面为实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49]

  (三)对特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贡献

  袁镇岳1980年在特区成立之时,及时翻译了日本学者藤森英男编的《亚洲各国的出口加工区》一书,发表于1980年《社联通讯》上,第二年出版成书,为领导者对特区经济进行决策提供参考。在福建省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发表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调动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一文,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企业领导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张来仪1988年主编《新编工业经济辞典》,一直保持在工业经济领域的研究。

  余志宏于1943年毕业,但他是1937年就考入经济学系,弃学参加抗日活动,后又回校读书。1947年离开与王亚南先生共事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到湖南,为湖南长沙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是李达先生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的重要助手,历任湖南大学教务长和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

  戴錞隆与当年武阳司村的学兄学弟余志宏不知不觉地进入同一校园,但余志宏已经含冤去世。王亚南的学生戴錞隆在大学时曾在《经济科学》第5期和第6期发表文章“论经济与法律”。戴錞隆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继续《资本论》的传播。1980年从事武汉大学民法学的教学,1986年戴錞隆发表了《论合伙》于《法学研究》,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合伙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成,合伙财产是共有化财产有别于法人公有化的法人财产。[50]从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1987年又在《法学评论》发表了“论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和性质”,为深化改革增强大中型企业增强活力提供思路,同年主编《民事法律词典》出版,收入词目2193条,成为经济和法律经典用书。1993年时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导师,指导博士生《中国商事法》的编写。其时,40年前他在粤北山区的小村落与战争烽火中在王亚南的指导下,发表的论文仍然是同一命题——“法律与经济”。在武汉大学还有一位教授,为当年王亚南在武阳司法学院的同事,又是戴錞隆的老师卢干东,战时在武阳司村是法律学系教授。他于1934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回国任教,1952年到了武汉大学,长期从事比较法学研究,1984年在《法国研究》第4期发表“《拿破仑法典》的制定及其基本原则——为该法典的制定一百八十周年而作”。坪石武阳司的师生为中国今天的《民法典》诞生做出历史性贡献。

  陈其人先生于1943年11月27日入学经济系,中学毕业于坪石的中山大学附中,是与王亚南教授非常亲近的学生,入学前就听过王亚南先生的“现代、现代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经济学”学术讲座,暗下决心报考王亚南任主任的经济学系,1943年如愿入学。[51]1946年王亚南回到石牌中山大学补课,在石牌法学院教学楼他再次得到王先生的教诲,于1947年毕业。毕业后,他到台湾、上海教书,后来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在复旦大学度过50多年。陈其人先生后来到上海成为复旦大学著名学者,是一位值得纪念和尊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入学于坪石受教于王亚南先生,毕业于石牌学园,在学期间勤工俭学与同学在石牌开了一家“中山大学石牌书报供应社”,经济系的学生理所当然担任经理。陈其人教授有多篇研究王亚南经济思想的文章,在《东西方经济发展同中有异的历史哲学》一文中开篇写到:“现在这个尝试,主要根据王亚南的以下著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三联出版社1937年版)、《中国经济原论》(社会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与文出版社1948年版)、《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以及1946年我的听课笔记写成。”[52]对深圳特区建设,1990年陈其人专门撰写了“论等级观念和企业管理的思考”专文,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人类平等的概念将成为国民牢固的成见。为深圳特区强调平等观念和企业效率提供理论支撑。

  王亚南先生的学生涂西畴于1940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涂西畴入学前曾是湖南辰溪抗日民众抗日自卫队的领导人。涂西畴毕业后留校曾为王亚南老师代课,1949年11月刚解放时就著有《产业革命》一书为“大众文化丛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大学教务长,后任湖南财经学院院长、湖南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改革开放后,他仍然关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1982年发表了“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初探”,对出现的反对声音进行反驳。同年又发表“关于银行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几个问题”于《农村金融研究》杂志上。在1987年发表了“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文章探索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国之道,1985年涂教授还受聘为中国农村金融学会顾问。

  与涂西畴同期于坪石武阳司村的经济学系毕业的胡瑞梁,毕业后跟随王亚南在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研究,后回校读研究生,由从香港到北京,1951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改革开放后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3年他成为研究生班《资本论》的讲授者之一,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运动和资金的循环”一文提出资金循环的完整公式。[53]1987年至1989年胡瑞梁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论劳动力价值、按劳分配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意义”和“关于劳动、所有制和等价物交换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心主题是涉及所有制关系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误解。其次,涉及按劳分配时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导致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否定。[54]1992年发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兼评商品经济中的形而上学和折衷倾向”,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期探索鼓与呼。

  廖建祥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当创办特区时,廖先生正好担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担任“广东经济特区研究会”副会长,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建议,“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和对策”“世界经济形势与深圳特区发展战略选择”均是针对深圳特区经济的发展建议。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提到,王亚南先生不止是翻译《资本论》,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大学参加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的小范围座谈会,结合资本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提出意见。[55]

  2020年7月1日,在广东韶关乐昌坪石武阳司村、王亚南先生教学与写作的武水河畔,一座王亚南站在讲坛授课的雕像竖立起来,人们永远纪念烽火中坪石先生传播《资本论》真理光芒的艰苦岁月。

(2020年11月8日于北京大有庄)

 

  注释:

  [1]中国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七年的知青岁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44页。

  [2]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03页。

[3]http://www.shtong.gov.cn/node2/n189571/n258802/n258811/index.html

  [4]郑易里作出的历史贡献还包括编辑《英华大词典》,近80岁时创造了“郑码”输入法。

  [5]王文政:《千家驱年谱》,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69页。

  [6]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020-002-150-025~026

  [7]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2020年10月25日,为了完成本文,查阅了几份档案,确定住址“观音堂”。乐昌市政府和广东省考古所找到王亚南在坪石肖家湾村中曾居住过的“观音堂”遗址。

  [8]熊隆基:“忆郭大力同志”,刊于1983年《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

  [9]罗克汀:“罗克汀自传”,收录于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987年版。

  [10]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06页。

  [11]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020-003-101-030

  [12]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020-002-150-039,档号020-003-101-035(1)~035(2)

  [13]赵立彬编:《黄文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03页。

  [14]陈明:“在坪石中大任教时期的李达同志”,收录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8年。

  [15]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1-2-0029-0025-01

  [16]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1-2-21-2-0029-21-2-0029-0025-01

  [17]朱谦之:“世界观的改变:七十自述”,作于1968年,原载于1980年《中国哲学》第3-4期,收录于黄夏年编:《朱谦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62页。

  [18]黎红雷编:《朱谦之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3页。

  [19]黄夏年:《朱谦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74页。

  [20]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07页。

  [21]梅昌明:《梅龚彬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107页。

  [22]涂西畴:“论柯尔‘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刊于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编:《经济科学》,坪石,1943年第三、四期,20页。

  [23][英]李约瑟:《李约瑟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4页。

  [24]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组:《中大现状》,坪石,1943年6月。

  [25]夏明方、杨双利:《王亚南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62页。

  [26]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20-003-115-2件-004~005,018~019。

  [27]夏明方、杨双利:《王亚南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25页。

  [28]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科学》第6期,坪石: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1944年3月。

  [29]章振乾:“同事、战友、亲家——悼念谢怀丹同志”,收录徐君藩等:《两岸故人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0]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945年4月-7月”,福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36辑,1996年,21页。

  [31]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945年4月-7月”,福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36辑,1996年,174页。

  [32]王增炳、余纲:《王亚南治学之道》附录“王亚南著译系年目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3]夏明力 杨双利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亚南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84页。

  [34]王亚南著 《中国经济原论》,北京:商务出版社,2014年,5页

  [35]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020-002-155-088~089

  [36]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37]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020-002-155-088~089

  [38]刘正坤等编《厦门大学院系馆所简史——1927-1987》,1990年,171页。

  [39]熊隆基:“忆郭大力同志”,刊于1983年《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

  [40]王增炳、余纲:《王亚南治学之道》附录“王亚南著译系年目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1]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42]郭大力“掌握物质的理论”,刊于1943年《时代中国》第3期。

  [43]郭大力:“论产业家的积极性”,刊载于1949年《华中文汇》第3-4期。

  [44]胡培兆、王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6页。

  [45]郭大力:“《资本论》学校辅导”,收录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中共中央党校“老讲稿”选编》,2010年版,117页。

  [46]王亚南:“编辑后记”,《厦门大学学报》1951年(1),121页。

  [47]《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简史》

  [48]王亚南、袁镇岳:《<资本论>讲座》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7页。

  [49]王亚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总运动过程中究竟是起的什么作用”,刊于1955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50]戴錞隆、丁岩:“论合伙”,刊载于1986年《法学研究》第5期。

  [51]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页。

  [52]陈其人:《陈其人文集:经济学争鸣与拾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65页。

  [53]胡瑞梁:“社会主义生产的运动和资金循环”,刊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54]胡瑞梁:“论劳动力价值、按劳分配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意义”,1988年《经济研究》第1期。

  [55]中国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厦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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