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色交通线存在于90年前的粤北与闽西的高山峻岭中，今天，在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中，将再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在当年的秘密交通工作者和被护送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文化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重要领导者的回忆文章中，仍然忘不掉那段充满艰难而令人屏息的古道，更不能忘记用血肉之躯保护共和国缔造者安全而牺牲的那些未知名的交通员、向导、老船工、茶房（供应茶水及做杂务的工人）等众乡亲。

　　一、秘密交通工作者的回忆

　　李沛群在回忆文章写到：“我于1930年冬接到进入苏区的通知，当时我是广东省委组织部发行分配科科长，因原交通科的肖桂昌参加中央组织部办的训练班学习后没有回来，所以我兼管交通科的工作。”“李富春指示我离开香港往上海，到中央交通局报到，时间是1931年3月下旬。我到了上海后，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召集我和卢伟良，还有交通局人员肖桂昌、饶君强（饶卫华）、潘云波（先甲）等同志开一个交任务的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做好护送干部来往，保证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决定我担任闽西交通大站主任，卢伟良负责大埔青溪中站的工作。会后，我们从上海搭船到汕头，经大埔青溪，转入闽西苏区，同行的有贺诚、梁广、卢伟良等四人。”［1］李沛群留在闽西特委，当时特委所在地是虎岗。李沛群为饶平县海山镇隆西村人，13岁到广州打工，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时任第二联队第六大队的党代表。第二联队是由手车、铜铁、酒业和邮务等行会工人组成；第六大队多为潮汕籍的手车夫，聚集地点多在车夫馆，起义当天带着车夫们攻入永汉路的“永汉分局”和永汉南路的“保商卫旅团”。［2］

　　曾任大埔青溪中站站长卢伟良同志在纪念邓发的回忆文章写到：“1930年夏秋之间，广东省委派我到闽西龙岩县城了解闽西的情况。不久，我带着闽西特委郭滴人专门写的闽西情况报告和10多斤黄金回香港，省委交通站的同志带我到九龙一干部家中。在那里，我见到了罗登贤、李富春、邓发等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发。”［3］

　　1910年8月，卢伟良出生于梅县，曾就读梅县东山中学。1928年卢伟良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梅县团县委书记、东江团特委常委、广东省委交通员。任中央交通局大埔交通中站站长时，中共中央多位领导人由他亲自护送，参加红军长征。1939年4月，卢伟良从东南局交通站站长岗位调回广东，接替周伯明任新编大队政训员，与曾生同志合作，对广东抗日斗争做出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兴梅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反右斗争时被错误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后担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于1988年5月25日逝世。

　　二、秘密交通站档案的读解

　　（一）交通站工作汇报

　　1960年6月广东省档案馆专门复制了卢伟良当年的报告并收藏。卢伟良的报告题目为“各县与闽西大埔的政治经济状况—韩江水路情形—社会民主党活动情况—各路交通及交通站的设立状况”，为第一次全面记载交通站设立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文献。

　　卢伟良提及，来往的人多穿漂亮衣服，这是因为不少是出洋回来的，所以必穿漂亮衣服，这就是所谓的大埔梅县人好穿衣服。在报告的第五点中，卢伟良介绍了“大站中站小站设立和几人负责”：闽西特委大站，主任蔡端，海丰人；湖雷中站，主任苏昌，广州人。卢伟良的报告提及，目前在火车站门口有叛徒。出埔北小站是由蔡雨青负责，交通员二人，并设立休息。其中一个交通员是永定人，负责由伯公坳到刀石下的交通。负责刀石下的交通是当地人，邬百祥则到了伯公坳小站。（抄录报告原文如此，福建省委编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一书做了更正，应为邹日祥）火车站入口处出现了叛徒暗中辨认同志，危险增加。火车三等座需大洋七角六，二等增加一倍，头等增加两倍。潮安坐船到虎头山下，三等需二元半，二等五元，头等十元。

　　蔡雨青同志为大埔人，参加红军长征，后失踪，应该是遇害了。

图为卢伟良报告复制件封面，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31年12月28日完成的“东江埔中站致中央交通部信”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中央档案馆馆藏原稿，复印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函文中的埔中站通迅地址为“大埔高坝街同丰号交李国良收”，这是重要的历史线索。“德峰同志到来时指出我们工作上的错误”，指的是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同志于1931年11月进入苏区时检查了大埔交通站工作。

图为吴德峰同志1926年的历史照片。吴德峰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兼军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1926年任国民武汉市公安局长，192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

　　（二）秘密交通的“暗号”和“暗语”

　　《交通工作条例》制订落款为“中原”，时间为“农历四月初五”。“中原”为中共中央的秘密代号，规定“交通站应按该区具体情况与工作需要设一总站与若干分站，每站设站长一人，交通员二人至五人负责交通通讯工作，各区军事首长或情报参谋直接负责委派，组织领导督促、检查、教育，但工作上同时受中原总站检查监督，对于不称职之交站人员，总站有权通过中原提请各该区军事首长撤换之。”

　　情报文件分三级，标有三角形的为“情报”，标有三个加号的为“紧急情报”，“重要情报”是标为圆圈内加交叉号。

图为《交通工作条例》复制件，制订落款为“中原”“农历四月初五”，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杨尚昆回忆，进入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这是联络的‘介绍信’。”

　　（三）领导机构的变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于1961年5月在广州复制了中央档案馆文献“中央给广东、广西、闽南信——成立南方局”的复印件。1927年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电文告知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兹临时政治局议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又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议决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再临时政治局决以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特此通知。谭平山同志决派赴莫斯科。吴世荣 八月十一日”

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于1961年5月在广州复制中央档案馆文献“中央给广东、广西、闽南信——成立南方局”复印件，该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李坚真同志回忆录》比较全面地记录着华南闽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变化，“1930年12月，我到虎岗，才知道是要我参加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邓子恢同志已调走，中央派邓发来到闽西，会议便由他主持。邓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撤消闽西特委，成立闽粤赣边特委的决定。”“由于根据地扩大，中央决定闽粤赣特委改为闽粤赣苏区省委”。“1931年12月下旬，闽粤赣省委在汀州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罗明为书记、萧向荣为永定县委书记。萧向荣原为省委秘书长，他到永定后，由李沛群接任秘书长。”［4］

　　李沛群回忆：“周恩来到达汀州的时间是下午。当晚他和罗明（代理省委书记）、李明光（组织部长）、郭滴人（宣传部长）开了碰头会，第二天上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张鼎丞（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六如（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均参加了。第二天晚上，召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请周恩来作报告，到会的人很多，罗明要我主持会议。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主要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白区的斗争情况、苏区的任务和我们的斗争策略……会议从下午5时多的晚饭后，快到凌晨3点，共9个多小时。”会后的第二天，周恩来要求李沛群不再担任秘书工作，继续重回交通大站，并把大站搬到永定接近边界，决定对外则用“工农通讯社”。五天后李沛群和肖桂昌同行回永定继续交通大站的工作。［5］

　　三、亲历者的回忆录

　　亲历者的回忆，是最富真情实感和身临其境的讲解词，怀着崇敬的心情抄录如下：

　　（一）杨尚昆同志的回忆：1933年1月

　　1933年的1月2日（或3日）我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馆。不一会儿，来了两位交通员，接上关系后，他们打开小箱子，取出预先购买的衣服，让我改装。当晚他们陪我上船，开始了上海到瑞金的旅程。

　　陪同我的交通员中，记得有一位名叫卢伟良。比我小十几岁，广东大埔人。大埔和叶帅（叶剑英）的家乡梅县毗邻。我换上了一身广东平民的短装，因为不会讲潮汕话，一路上只好闭口不说话。我们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一上船，我就装成病号，闷声不响地坐在拥挤闷热的统舱（容纳许多乘客的大舱）里。到了汕头登岸后，在小旅馆睡了一晚。第二天，改坐小火车到潮州，乘韩江的小轮船北行，经大埔到三河坝。这时，小轮船照例要掉转船头，在靠岸的一侧铺上跳板，一时间上上下下，十分拥挤嘈杂。船上的一个茶房领着卢伟良和我，走到不靠码头的另一侧，有一只带篷的小木船向轮船靠拢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位茶房熟练地先将卢伟良两手一提，顺势放进小木船里，接着对我也如法炮制。小轮船的船舷离水面只有一米多高，我没有行李，卢伟良又在木船里接护着我，一瞬间，我们就悄悄地躲进船舱，拉上船篷。船工一撑篙，小木船飞速地到了江心。

　　我从船篷的缝中朝码头上望去，只见码头上有许多待运的国民党士兵，这正是准备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部队。小木船行驶在韩江上，经常遇到运兵船。幸好，船工是本地人，他白天把小船停泊在河沟里隐蔽，晚上便撑着向北走。因为是本地人的船，人家不注意。

　　三河坝以北是国共双方的交界区。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闽西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乘机占领龙岩、上杭和永定的部分地区，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被迫撤离。闽粤赣省委（又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以阻滞龙岩的敌人进占连城，保卫苏区。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这一带硝烟弥漫，许多村庄房屋被烧，白天荒无人烟，只有在天黑后，群众才悄悄地进村活动，天一亮又躲进山林隐蔽。

　　我们在三河坝一登岸，先在拉锯区一个村子里躲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游击队护送我们穿过团防的哨所。我们趁着上弦月光，在茂密的松林里走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太阳露头时，隐约听到远方传来的儿童团的歌声，我的“哑巴”时代终于结束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提着篮子上山来，笑着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优待你们，只有两个鸡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革命根据地民众与共产党和红军那种亲密的关系。老太太诚挚的感情，令我终身难忘。

——摘引自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

　　（二）聂荣臻同志的回忆：1931年12月

　　1931年12月12日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根据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恩来、伯承、剑英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到中央根据地，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根据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根据地开会，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留在上海。

　　组织上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形势已经大变，很多地下组织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像顾顺章这样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变，对我党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来说，已构成很现实的威胁；而我又是和顾顺章打过长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时撤离为好。何况根据地正在大发展，正缺人手去开展工作，我又是学军事的，根据地正是中国革命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经组织上通知，我即匆匆告别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告别了瑞华和正咿呀学语的女儿，踏上了去中央根据地的征途，相期于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我是和陈寿昌同志从上海结伴启程的。陈寿昌是个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好同志，他当时是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安排交通的，后来1934年在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我们先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韩江北上，在大埔起早，大体是从大埔经虎岗、永定、上杭县境，先到长汀，再转瑞金。这是1928年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1930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去的。中央根据地从上海、香港购买药品、无线电器材，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自己也尽可能不开口讲话，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和福建话，口音不对会引起别人怀疑。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这样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里），因为都在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直到过永定，知道已经到了根据地边沿，才轻松一点，可以放心地赶路了。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这样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穷人被苛捐杂税逼得背井离乡，卖“猪仔”远走南洋，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红色区域了。

——引摘自1984年出版的 《聂荣臻回忆录》

　　（三）周恩来同志进入南粤和闽西的时间和线路

　　根据李沛群回忆，他在与肖桂昌回永定的路上交谈得知，周恩来同志是1931年12月21日或22日到达汀州。省港大罢工时期在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支部书记、广州起义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黄平同志回忆，周恩来同志是1931年11月离开上海，当时住在上海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楼上10平方米的小房间，“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八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房子昏暗，我看不见他穿的是什么鞋。他叫我去买顶便帽。我到附近的北四川路上找了一顶蓝色便帽，他戴上觉得合适。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至汕头，我不能确定，但绝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小广东’，就告别下船。”［6］李沛群回忆：“当周恩来同志从汕头乘潮汕铁路火车抵达潮安后，搭上下午2时开往大埔的电船，他们买的是电船尾的小厢房票；到了大埔县城，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电船，在途经青溪时上岸，到青溪交通中站，星夜赶到离虎头沙5公里的多宝坑交通小站去休息。这样他们绕过了民团力量较强的虎头沙，继续向前。后来他们又趁夜爬山越岭，经洋门、党坪到铁坑小站，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谷仓内，天黑后由小站派出可靠的向导和交通站的驳壳枪队护送过伯公坳，经过那里的一座山就是广东、福建的交界了。”

　　邓颖超进入苏区前发出的一封信“致苏才”，时间是1932年3月19日。“江南春好，你最好还是和家人商议南来罢！尤其是到乡间去，于你的身体精神尤合宜。我的他已经回乡了，我因为留此好读点书，哪知天不能如人之愿，等到今天，因为经济问题无法，只好作罢，正预备着改造了！”［7］“我的他”就指周恩来同志，信中还有提到“生哥”和“芬妹”，是项英的妹妹和妹夫，他们陪同邓颖超在四月进入苏区。

　　（四）其他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的时间

　　根据1931年9月22日“香港交通中站给中央交通局的信”中所列的最近护送的人员列表（7月下旬至写信止）显示，小平夫妇抵香港时间是1931年7月20日，从香港出发的时间是7月24日。

　　李克农抵香港时间是1931年9月10日，从香港出发是9月20日。［8］

　　卓雄同志回忆：“1933年秋我在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执行局执行科长……接李德进苏区，这已经是我们执行迎接和护送任务的第四或第五批人来。“每到地点，让交通站送饭给我们吃。吃的都是红米红薯南瓜苦菜。为了保密，又不好说要送多少人的饭。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又往往从沟底顺着山沟向上爬。异常吃力，经过的地方又要当心不能将杂草踩倒。”［9］卓雄同志为江苏泰和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

　　四、红色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江航业和潮汕铁路

　　（一）航江的小电船

　　在韩江航行的机动船中，多为梅州和潮汕华侨投资的内河航运公司。东成公司：资本90万元（银元），侨资占40%，拥有浅水轮26艘，共载重3500吨，职工和技师有600多人，为韩江内河航运最大的公司。利民公司，资本8万元，侨资占40%，有船4艘，行驶于潮州、大埔之间。大宁公司：资本6万元，侨资占50%，有船2艘，行驶于梅城、松口、潮州等处。［10］掌握韩江航业的是韩江轮船总局，东成公司是其下属公司，前身为大同公司，多次因垄断其他公司而被投诉。

图为1930年5月12日民国交通部回复潮安佳茂航业公司告韩江轮船总局垄断的函文。

　　无论如何，在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中，被护送的同志搭乘的汽轮属于东成公司、利民公司、大宁公司和佳茂公司，这些公司的汽轮行驶潮州与大埔间。

　　（二）潮汕铁路的记忆

　　根据李沛群同志回忆，周恩来同志从汕头到潮州买的火车票是二等舱，上车后发现没有什么人，周恩来同志一看不对，就与肖桂昌和小黄华就走进三等舱。根据当时的列车时刻表，如果正点，从汕头北行至潮州最早的火车是6点30分从汕头开出，抵达潮州是7点55分，抵达意溪站是8点1分。最晚的班车从汕头开出是下午4点40分，抵达潮州是下午6点，不停意溪。中途停靠各小站由汕头至潮州，分别是庵埠、华美、彩塘、鹳巢、浮洋、枫溪，每一站上上下下旅客，交通员们必须随时警惕。

图为1932年1月开始实行的潮汕铁路时刻表，当年中央红色交通站交通员需要熟悉的时间表。

图为另一张潮汕铁路开车时刻表，时间与上版时刻表差不多，刊于《中华国货维持会》月刊。

　　“西安事变”后，闽南特委希望得到中央的指导，谭震林、张鼎丞建议方方同志亲自前往，因为他是潮汕人，熟悉地方情况。方方计划从永定下山到汕头转香港，转至上海，再上延安。他回忆是在永定交通员的联系引领下到大埔的，并准备赴延安。文章中写到晚上住大埔，“第二天搭汽船去潮安，茶房还特地为我找了舱房的位置，两毫钱打赏的代价，想不到就有这样大的效力。到了意溪后，即乘潮汕铁路末次车下汕。”［11］

　　潮汕铁路在潮州接驳的是有两站可以选择，一是潮州站，二是潮汕铁路最末段的意溪站，意溪站相对隐蔽，推断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较多选择意溪站。

图为汕头火车站历史照片。

　　所幸，潮州意溪站和位于汕头火车桥头的潮汕火车站售票处尚存，尽管残败不堪，但已经在两年前被列入历史建筑并进行遗址保护。西堤码头、汕头红色交通站、潮汕铁路售票处、潮州意溪火车站旧址、大埔码头、青溪码头，青溪永丰号、虎市多宝坑邹日祥旧居、棣萼楼仓库成为重要的节点，期待粤东汕头、潮州和梅州三市中央红色交通线所在地政府的合作，更期待闽西同仁的联手。目前，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统筹下，广东省档案馆、韩江流域管理局、大埔县委县政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组建的广东省地质局的地质大队等正在寻找青溪通往福建与广东交界的古道。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协会同仁们继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杜鹃花开之后，再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将在粤东创造身临其境的中央红色交通线遗址活化的南粤古驿道修复范例，重现昔日隐蔽战线热血岁月的南粤古驿道，将让世人感受和平日子的珍贵。

　　韩江北上入古驿道，成就了中央苏区红色力量的壮大；韩江南下闯上海滩，铸就了一批生长于韩江流域的中国左翼文化之魂！

完稿于2021年5月4日

　　注释：

　　1.《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4期。

　　2.李沛群：“手车工人的怒吼”，收录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广州起义》，198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531页。

　　3.《邓发纪念文集》149页。

　　4.李坚真：《李坚真回忆录》，1991年，34页。

　　5.李沛群：“接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收录于《福建党史》2008年第4期。

　　6.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80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邓颖超书信选集》，2000年，2页。

　　8.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龙岩市委：《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2015年，285页。

　　9.卓雄：“李德进苏区实况”，刊载1985年《党史通讯》第5期。

　　10.肖文燕：《华侨与侨乡社会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个案研究》，99页。

　　11.方方：“三年游击战争”，收录于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福建党史资料》第二辑，136页。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自南粤古驿道网，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