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3日，与国民党军激战数小时的红七军撤出最后一块阵地大岭下王家村的后山时，为了使敌人产生错觉，一位智勇双全的农军把一面红旗插在阵地上，以示我军有再战的架势。敌人竟以为我军真的还要固守阵地，于是把大量的炮弹轰向大岭下村的后山上，他们放了一阵炮，都不见动静。这下消耗了敌人不少的弹药，最后才知中了我军的空城计，直气得七窍生烟。他就是乐昌颇有传奇色彩的农军队长杨高林。

　　一身正气，嫉恶如仇

　　杨高林，乳名岭古子，1895年生于乐昌河南桂花村。7岁启蒙，先后在本村书房寮、石龙祠读私塾，1908年考入乐昌县立高等小学堂。由于他聪明机敏，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各名列前茅，多次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高等小学堂毕业后，杨高林因父去世，在家助母亲料理家务。那时，杨高林年纪尚小，自然幼稚无知，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加上日常生活中的频繁接触，逐渐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他对本乡（西乡）乡长黄昌芬与乡绅黄宝书等互相勾结，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等等行径深为不满，极为鄙视。一天，黄昌芬与乡绅们在乡公所聚餐，杨高林知道后，旁若无人地走进乡公所，质问黄昌芬私吞公款问题，在盛怒之下，把摆满酒菜即待开餐的桌子推倒，弄得黄昌芬等慌了手脚，狼狈不堪。从此，杨高林激怒了黄昌芬，寻机报复，有意把祸水向杨高林身上泼。为了报复杨高林，黄昌芬经常无中生有，借事生端，硬是诬蔑杨高林。杨高林不畏强暴，以他机智勇敢的性格和祖辈在当地的威望，坚持和黄昌芬等开展斗争。

图为杨高林画像。梁浩泉 作

　　参加农运，表现卓越

　　1925年春夏之间，中共党组织派陈徳钊等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的身份回乐昌开展农民运动，大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杨高林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自觉地积极投身农民运动，不久便成为乐昌农运的骨干。在农运中，杨高林工作热情，积极主动。1926年春，杨高林协助陈德钊、侯凤墀在乐昌县城的西门口、河南水、田洞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发动群众，教育农民、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西门口、田洞、大吼坪、岐岗岭、洪莲洞、笊篱塘等6个乡村农民协会。

　　1926年7月，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作为乐昌农民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全省扩大会议。这次大会，根据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打击农会、摧残农会的罪行。会后，杨高林等认真把会议精神向各乡村农会传达贯彻，使各地农会会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随着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乐昌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为了武装农民自卫军，1926年11月，杨高林、邓水石等到广州购买枪械，不料遭到广州市公安局的侦缉和警察所拘捕，后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省农会负责人出面交涉，才把他们无罪释放。杨高林等回到乐昌后，把购买的几十支枪分发给各乡农军，武装了农军队伍。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北江工农自卫军随国民党左派陈嘉佑部北上，杨高林随乐昌农军向北进发。当北江工农自卫军到达湖南洞庭湖附近时，粮食接济不上，在生活上发生很大困难，继续前进受到严重影响。杨高林目睹此情况，心里很焦急，不由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去承担筹粮的任务。他战胜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去弄粮食，结果筹集了一大批粮食，解决了农军在前进中的实际困难。

　　杨高林随工农自卫军到达武汉，后来按中共中央的指示，途经九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潮汕失败后，杨高林和部分战友转移到香港，住在香港的一家藤椅公司。后来，香港客家会馆为此募捐筹集到一笔经费，作为路费，杨高林便又和一些战友转回广州，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乐昌家乡。

　　信念坚定，明辨是非

　　杨高林回来后，革命处于低潮，家乡的农军已经解体，国民党经常派人来抓他。面对险恶的形势，杨高林被迫隐藏在家乡桂花村背后的通天岩。为了保密，连茶饭都由旁人以种种借口为掩护，送去给他吃。虽然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但杨高林的革命意志坚定不动摇。他经常对村里头的人说：“大家不要灰心，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总会有出头之日。”为了能继续干革命工作，1927年冬，杨高林转移到祖籍大坪杨家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春，经暂时隐藏在该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宜章县委委员、县农会主席杨子达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夏，活动在乐（昌）乳（源）宜（章）边区的地下党同志，为了加强乐（昌）乳（源）宜（章）边区工作的领导，在梅花大坪杨家附近石子望寮庄成立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区工作委员会，杨高林任边工委委员，分管乳北方面的工作。

　　1930年1月，成立中共大坪杨家寨支部，杨高林当选为支部书记。以杨高林为领导的大坪杨家寨党支部、支部成员经常以搞建筑为掩护，到加昌水、大坑里、湖洞等处进行活动，利用机会向农民讲解穷人为什么会穷，富人为什么会富的道理，激发群众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积极性。不久，在大坪党支部的领导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谷子元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大江会”（又称“番粟会”）。大江会是一种贫苦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团结起来向当地的地主豪绅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大江会的成立，使大坪党支部活动有了更加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大坪党支部除了领导大江会向地主豪绅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外，支部成员还经常率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到九泷十八滩拦截和搜查过往地主、资本家的商船，有力打击了地主、资本家的不法行为。

　　1930年夏，两广省委派巡视员柯漂林来到大坪杨家检查工作，杨高林与柯漂林接了头，并代表大坪杨家党支部详尽地向柯漂林汇报了党支部活动情况。

　　1930年8、9月间，两广省委特派员武同志来到大坪杨家，向谷子元、杨高林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并通过的“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精神。为贯彻中央的精神，湘南在湘粤边成立了湘南人民行动委员会，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暴动手段，破坏交通、砍电杆、杀土豪、烧反动派的机关等。一些地区贯彻这一左倾指示，单枪匹马，孤注一掷去打土豪，盲目冒进，结果，使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屡遭敌破坏，损失殆尽。谷子元、杨高林没有马上贯彻这一指示，而是抱着犹豫的态度。正当他们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交通员廖仁运从两广省委带来了周恩来同志9月24日主持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批判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的决议。谷子元、杨高林觉得是正确的，因而，坚决贯彻这一决议，从而避免了左倾路线带来的损失，积蓄了革命力量。

　　支援前线，有勇有谋

　　1930年12月，为了统一宜（章）、临（武）、连（县）和乐（昌）、乳（源）、宜（章）边区，以及郴县东边岭一带党组织的领导，扩大武装斗争，配合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在大坪杨家“敏求堂”召开湘南（驻粤）工委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湘粤边区工作委员会”，杨高林当选为工委委员。1931年2月1日，红七军由广西经连县挺进到梅花（原属乳源，解放后属乐昌），谷子元、杨高林得知消息后，即徒步到距梅花10多公里远的宜章迳口迎接红七军。当晚，杨高林、余经邦等带领群众到冷水坑领取枪枝武器，为节省时间，准备战斗，只一会工夫，就把枪弹发完了。农军队长杨高林指着那些枪弹说：“我们有了这些硬家伙，敌人敢来，就叫他们有来无回。”

　　当红七军在梅花与国民党邓辉部和湘军唐伯寅团等四个团展开战斗时，杨高林率领60多名革命群众为红七军送弹药、抬担架，千方百计做好支前工作。当我军撤出最后一块阵地——大岭下王家村的后山时，为了使敌人产生错觉，杨高林把一面红旗插在阵地上，以示我军有再战的架势。敌人竟以为我军真的还要固守阵地，于是把大量的炮弹轰向大岭下村的后山上，他们放了一阵炮，都不见动静。这下消耗了敌人不少的弹药，最后才知道中了我军的空城计。

　　战斗结束后，杨高林一方面派人为红七军带路继续向中央苏区前进，一方面把红七军的伤病员转移到乐乳边境的湖洞、大桥等安全地区养伤。由于护理工作搞得好，使大多数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陆续返回部队。2月6日下午，未能渡过武江河的红七军58团和军直属队几百人重返杨家寨。2月7日，杨高林与谷子元等人当向导，部队从马糍湖、金岭下出发，当天上午到达水口，通过联系当地党组织，找来了两条木船，把战士们护送过江。红七军临走时，为了感谢他，送给杨高林一些战利品作纪念。杨高林为了表达对红七军的深情厚意，把它珍藏了很长时间。

图为杨高林墓。欧伦彬 摄

　　坚贞不屈，抗战不止

　　1931年春，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清党高潮，一时黑云滚滚，大地无光。在此逆境下，杨高林在黄圃不幸被国民党警卫队辛栖云围捕。杨高林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但始终没有把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暴露出来，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敌人费尽心机也找不到依据，无可奈何，只得把杨高林释放。杨高林出狱后，在家乡隐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高林返回大坪杨家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宣传和锄奸斗争。抗战胜利后，杨高林回到乐昌河南桂花村，在村附近山地开办果园，以种果养蚕度日。

　　杨高林因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旧伤时而复发，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加之患了恶疾牙瘤，于1949年7月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54岁。

　　杨高林在弥留之际，对前来看望他的战友说：“我这一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革命。唯一遗憾的是，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杨高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的英勇事迹，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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