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了全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仍然是广州。

　　隋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极为短促，但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便有十多国了，其中最重要的有林邑（越南南都）、赤土（马来半岛吉打）、真腊（柬埔寨）和婆利（北婆罗洲）。

图片为隋唐时期

　　据《隋书》卷八二《赤土传》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召募能通使绝域的人员至赤土国。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应募前往，带着丝织物五千段，从广州出航，沿安南海岸航行，人暹罗湾，再通过真腊海岸，至马来半岛北部东岸，望见狼牙须国之山，南行过马来半岛东岸之鸡笼岛，然后抵于赤土国界。当时国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国王还派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朝见隋炀帝。广州港不仅是进出东南亚各国的大港口，也是航行印度、斯湾的主要海港。

唐代全国第一大港

　　唐朝的文治武功，在历代封建王朝中，都是有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时期的“太平盛世”，促进了封建经济向前发展和对外交往的空前高涨。

　　当时在西亚有大食国（即阿拉伯国家）屹起，疆土辽阔，航海进步，急需与中国贸易，再之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这些因素使唐帝国境内形成了四大国际贸易港。九世纪中，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考尔大贝在《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曾从南向北顺序记述了这四大港：“由桑甫（Sand，即占婆）至中国第一港口阿尔瓦京（al-Wakin），或航海，或陆程，皆一百法尔桑（Farsangs）。阿尔瓦京有中国锻炼之精铁、磁器及米，此为大埠。由阿尔瓦京航海四日，可至康府（Khanfn）。陆行则须二十日始能达。康府产各类水果、菜蔬、小麦、大麦、米及甘蔗。由康府行八日至蒋府（Janfu），出产与康府相同。由蒋府行六日（应为二十日）至康图（Kantu），出产亦同前。中国各港皆有一大河，可以航船。河受潮汐影响。康图有鹅、鸭及他种野禽。”阿尔瓦京为交州的龙编，康府就是广州，蒋府即泉州，康图即江都（扬州）。也就是说唐朝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是世界闻名的，其中又以广州港最为繁盛。

唐代航海技术进步与航线拓展

　　汉代从广州徐闻、合浦通往黄支国的远洋航线，当时因受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限制，航行于这条航线的船舶，多数要通过克拉地峡，弃船登陆，横越马来半岛北部，再从西岸的一些港口换船至孟加拉湾或印度洋沿岸各地。但是进入唐代以后，即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船只能够横越大洋大海，因而航线也就起了变化。往日热闹一时的克拉地峡，为马六甲海峡航线所代替，航行于南海的远洋航线，不用再横越克拉地峡，而可直接坐船进马六甲海峡。这条航线充分反映了唐代南海“丝绸之路”远洋航行的性质和水平，此线将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西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岸的重要海港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亚非洲际海上大动脉。

唐代广州港重要港区

　　扼珠江口内要塞的扶胥（今广州黄埔庙头及以东地区），与其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今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青山湾）一样，是屏蔽广州的两个重要据点，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记载，由此“正南至大海七十里”，而顺珠江“水路百里”即至“南海”。“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此古斗村“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扶胥和黄木湾依山面海，樵汲充足，扶胥镇因扶胥江得名。扶胥镇位于珠江口北，其南有黄木湾，可以停泊船只，港湾的便利使扶胥镇成为广州城东歇息和中转之地，加之镇西南的南海神庙，是人们出海和归航的祭祀场所。正是便利的交通和著名的神庙，扶胥港成为南海县乃至岭南的一方名镇。

　　扶胥港以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是屏蔽广州的另外一个重要据点。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屯门设有镇兵防守，广州南海郡“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屯门与扶胥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是防止海寇，稽查来往海船，保护中外商路畅通的交通要冲，屯门既设有镇兵，扶胥的军事地位虽稍逊于屯门，但亦是广州东部的重要据点和港口，再加上为南海神庙所在，亦应有少量士兵驻守。因此，广州稍东的扶胥和屯门，成为广州外围重要的前哨，它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的畅通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隋唐南汉时期的广州港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特别是唐代，广州港是世界性的贸易大港，航线四通八达，对外贸易的繁荣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广州港的对外贸易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除了唐代是当时的世界经济大国之外，其主要的因素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执行了开放政策，鼓励外商和本国商人开展海外贸易。再加上阿拉伯商人航海的屹起和唐朝与吐界各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了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果。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促进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政府最先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负责市舶的管理和关税征收等工作。市舶使的设立，标志着对外贸易以市舶为主的时期开始了。广州经济发展，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中唐以后，商品性的生产出现了一个上升的阶段，商业城市不渐的发展，说明海外贸易在整个商业经济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样地，广州的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州通海夷道”不但给世界人民带去了美丽的丝绸，精致的瓷器，而且大规模地交流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明。它把当时世界四大地区（中国、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的经济连接起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总之，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贡献，都有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广州港志。图片除注明外均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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