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款有多重要——侨眷生计的“生命线”
2018-02-23 下午 04:12   来源:南粤古驿道网   

  贫穷,是当年华侨们奔赴海外谋生的主要原因。每一个华侨的身后,都背负着一个家庭,从嗷嗷待哺的幼儿到垂垂老矣的父母。虽然谋生不易,但是当年的华侨们,通过侨批这种形式将血汗钱不断地寄回家中,赡养家人,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还成为当时侨乡的重要经济支撑。当中,资金流入的规模,每年甚至数以亿计。

  侨批,成为了华侨与家乡之间的、亲情与经济上的双重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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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前往新加坡的华人劳工

 

  从做苦力到创办钱庄、罐头厂

  从苦力到后来的商界大腕,曾仰梅是当年华侨们在海外奋斗、反哺家乡的代表人物。

  据曾仰梅的小儿子曾益奋说道,最初,是他的爷爷离开家乡,坐着红头船到了泰国,由于没有什么技能,所以只能做泥工这样的苦力赚钱。而其父亲,则在那段时间里于泰国出生。

  可是不幸的是,爷爷因为劳累过度,在父亲仅六岁的时候就去世。年幼的曾仰梅只能跟着叔公一起生活,并且在工地上帮工。

  其后,曾仰梅被送回家乡和婶母生活,还在家乡的私塾中接受了教育。几年之后,婶母去世,曾仰梅只得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泰国投奔叔公。

  不甘心一辈子做苦力的曾仰梅,通过在曼谷做干果生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开始走街串巷贩卖干果,后来开了自己的商店。生意越做越大,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

  其后,曾仰梅利用在海外的积累,回家乡开办了钱庄、侨批局、汕头第一家罐头厂和百货商店,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其产业遍布汕头、香港、曼谷等地。

  曾益奋回忆道,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已经回到汕头家乡生活,当年创办的许多产业因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但是家族三十多口人依然能够靠着曼谷的九栋房产租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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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侨批文物馆

 

  利用批款为镇里建电影院

  年过八旬的谢昭壁当年并没有随着先辈赴海外,而是一直留守家乡,因为家族有个传统,家乡一定要有人留守,要留住那个“根”。

  留守家乡的谢昭壁,也因此成为了侨批的受益人。上学费用、生活开支,无不由定期收到的批款来支付。谢昭壁说,每次收到侨批,都会感到很幸福,父母远在海外,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侨批的定期而至,让他在生活上没有顾虑。

  抗战期间,由于汇路中断的缘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谢昭壁没有收到一封侨批,生活艰辛难以言表。日本投降后,重新收到侨批,谢昭壁说当时的感觉“如获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谢昭壁还为乡里办起了公益事业。他号召当时侨眷,将收到的批款捐献出来,在镇上建了一个电影院,自己担任了电影院的经理。

  “大家都喜欢到电影院里去看大戏,我们还会到村子里张贴广告,所以当时镇子里,没有人不认识我。”谢昭壁说。

 

  改变命运的家书:希望儿孙自力更生

  1974年,事情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谢昭壁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倍感沉重。原来,在新加坡做干果生意的父亲当时已经是七旬老人,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再做生意,所以要减少汇款,希望儿孙们能够自力更生。

  谢昭壁的二儿子谢龙波说道,当时家里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最终大家觉得,祖父的意见是对的。从那以后,兄弟几人分别开始找出路。

  “可以说,那封信改变了我们家庭,改变了我们几个兄弟的命运。在此之前,我们家在镇里可以说是富二代,家里有三辆自行车,还有十几块梅花表,衣食无忧。”谢龙波说。

  此后,大哥去做木工,谢龙波开始做泥工,三弟则做起了油漆工。再后来,大哥和谢龙波都在国家恢复高考后,陆续考上了大学。

 

  月入100元 25元寄回家乡

  新加坡作家蓉子坦言,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紧张,父亲每月的薪水只有100元,其中25元一定要用侨批汇给家乡的母亲,剩下的钱勉强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小的时候,如果碰上下雨天,我还会光着脚,拎着鞋子走路,生怕鞋子被雨水浸坏了,要花钱去买新鞋。”蓉子说。

  蓉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幕是,一次母亲要给家乡寄猪油饼干,拿了两袋子白砂糖往饼干桶里倒,还让蓉子帮忙摇饼干桶,为的就是能够多装一点白砂糖,给家乡多寄点东西。

  “我们小时候一天的菜钱只有三角钱,母亲目不识丁,却极为爱护家乡和亲人,每次找人写侨批,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字字血泪。”蓉子说。

 

  用批款买了自己的房子

  据暨南大学教授黄卓才回忆,由于父亲黄宝世在古巴做生意,定期都会寄来侨批,所以小时候的生活一直都很富足。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无法再汇钱过来,加上家里没有什么田产,日子过得非常艰难。1943年,台山又发生了大饥荒,母亲在天灾人祸的环境中将自己养大。

  抗战胜利之后,黄卓才和母亲重新收到了父亲的侨批,日子才渐渐好转。

  1958年,已经和母亲一起在广州生活的黄卓才,向父亲提出想在广州买房子。父亲当即寄了一大笔钱过来——三千多元港币。

  “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我记得花了大约其中的一半,在广州西关买了房子,剩下的钱都存在了香港。我那时候希望能够和母亲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也希望父亲将来能够回广州居住,所以父亲非常同意,很快就寄出了这笔钱。”黄卓才说。

  黄卓才说,到了第二年,古巴发生了革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对侨汇进行限制,规定每年只能按照配额汇款一次。即便如此,父亲依然想尽办法多寄钱回来,甚至还会找其他老华侨帮忙,利用他们的侨汇配额,给家里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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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汕头批局

 

  潮汕一半人口 依赖批款为生

  侨批对于侨乡的经济贡献究竟有多大?

  据《潮州志·实业志·商业》的“侨批业”记载:“但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不衰弱者,无非赖批款挹注。”

  根据数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潮汕地区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为生的民众,占总人口的50%左右,在有些乡村,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0%-80%。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侨批汇入的批款达到了上亿银元。根据1936年汕头邮政局的统计,每年由侨批局经营的批款为法币4000万元,占侨汇总额的80%以上。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寄送侨批的汇路中断,许多侨眷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少人只能依靠变卖房产等财产度日,或者卖儿弃女流落他乡,甚至有人活活饿死。

  因此,侨批可以说是一条维系众多侨眷生存的“生命线”。

 

 (原文刊登于《羊城晚报》,南粤古驿道网已作整理。如有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江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