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018-05-12 上午 11:16   作者:南粤古驿道网 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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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成功。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相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条是现存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一条是世界最长的文化遗产线路。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隋唐、浙东大运河三部分组成,自北京(北终点)至绍兴(南终点),连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长度约2700千米。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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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灵渠遗址。

  其一:中国大运河的修建脉络

  根据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繁荣的程度,通常可以把中国大运河修建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为中国大运河进一步完善和稳定的发展阶段,也可称为中国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为中国大运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

  据相关史籍记载,可以清晰地溯源中国大运河的建设轨迹:

  中国大运河最早开掘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国开挖的邗沟。吴王夫差时期,为解决因北上与齐、晋争锋,称霸中原,军事物资与给养及时补给等问题,于公元前486年,从今扬州附近开挖运河,引长江水向东北入射阳湖,然后折向西北,直到今淮安市附近进入淮水。夫差在运河入长江口处修筑了城池,名叫邗,河因城得名,称为邗沟。邗沟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后来也因经多次整修而成为大运河中最早,并基本保留至今的重要河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邗沟的挖掘,应为中国大运河的起点。

  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至十八年(公元前352年),魏国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开挖了著名的鸿沟。鸿沟虽不是单一的水道,但是它通过沟通几条河流而通航,就意义重大了。其主水道由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东行,过魏都大梁转而东南流,至陈(今河南睢阳)折向南流,入于颖水。鸿沟在大梁附近出现了几个分支:其中水流经今河南兰考与商丘之间,东至徐州入于泗水;睢水流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向东南至江苏睢宁东入于泗水;泗水与淮水通,所以这两条河流都可沟通黄河与淮河。另外,鸿沟水系的涣水从大梁南向东南流,至安徽五河县入于淮水,直接连通了黄河与淮河。

  另外,秦灭楚后,令尉屠睢指挥50万大军南下,进攻居住在今两广地区的南越、西瓯,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当地山路崎岖,粮草军需运输十分困难。在今广西兴安县城至大溶江镇之间,湘江和漓江相距仅有30公里,中间是一个低洼的谷地,内有天然河道。兴安县城附近的高地称始安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水岭,高地以西的河水向西南流入漓江,高地以东的河水则向东北流入湘江。秦始皇令监御史禄凿开始安峤,沟通了分水岭两侧的天然河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灵渠。这条人工开凿的渠道虽然只有35公里,但是它在南北水路交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漓江是珠江的重要支流,过灵渠由漓江入珠江,可南达今广东沿海;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过灵渠由湘江可北入长江,然后到达北方各地。所以,灵渠的修建,实际上使中国大运河体系向南延伸到了南海。

  到了东晋南朝年间,着力开凿修治浙东运河。浙东运河自杭州东渡钱塘至萧山县的西兴镇,再由西兴镇东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12条自然河流,全长约4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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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隋代开凿大运河绘图。

  隋朝统一后,我国东南地区经济逐步恢复并繁荣起来,我国的经济重心也开始逐步向东南一带转移,而隋唐两代的首都设在长安或洛阳,北宋年间虽然建都开封,但国家政治中心并没有离开中原地区。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又为解决京师众多官兵民众的粮食和日用供给,还为了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都必须通过运河把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因此,大规模修建运河,既是必然的,又是急迫的。大运河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充分显示了出来,而且它在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到了极高的程度。同时,伴随着以数学、地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河道规划、设计与施工,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大运河的修建工作,在隋文帝时已经开始,他在关中修建的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更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和交通。隋炀帝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时期修建的运河全长约2700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由相互连通的四段运河组成。即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

  明代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和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明政府两次动用民工9万人,在旧河道以东30里的地势较高的留城(今微山县城东)至今微山县南阳、开挖新的河段(当时称南阳新河);明万历22年(公元1594年),又两次兴工,由今微山县东李家口将南阳新河汇入承水,经台儿庄南行,进入发源于鲁南山区的泇河,向南延伸到今宿迁皂河集西进入泗水故道。这段长260里的运河称“泇河新道”。它确保了苏鲁间的运河不再受黄河的侵害,保持了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

  清末民初,随着海运的发展,再者与运河平行的京津、京浦铁路的兴修,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其后,中国大运河也带着它辉煌的荣光进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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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馆藏的《漂海录》珍本。

  其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大运河

  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据书中记载: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当年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利玛窦是明万历年间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了许多运河城市,其中就包括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利玛窦也很感兴趣,并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万历十年至三十八年(公元1582—1610年),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即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建筑材料及其他物品也经运河运输,利玛窦也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万历间)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特别是皇宫被烧毁之后,而据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火烧掉……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很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由此可见,当时经运河运输的建筑材料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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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利玛窦与明代官员合影绘图。

  据相关记载,清代顺治时,荷兰使团约翰·尼霍夫等人经过南旺,发现“汶河在此与运河相接。鞑靼人告诉我们,若在这里投九根小木棍到河里,有六根会流向北面,三根会流向南面。我就好奇地在龙王庙对面试了一下,结果真是如此。”根据荷兰使者的这个记载,当时运河水是六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再加上多数中国史籍所记载的三、七分以及《明史·宋礼传》所记载的四、六分,至此出现了关于南旺水量分配的多种说法。

  到了乾隆年间,也有一批英国使者到达南旺分水处,了解到这里是“运河的最高部分,是运河全长的五分之二。汶河的水在这里流入运河。汶河河道和运河成直角交叉,是供给运河水源的最大一条河。两条河汇流的地方,水流很急。在这里运河的西岸建了一个坚固的石堡。汶河的水以很强的力量向石堡冲击,从此分开,一条向南流,一条向北流”。根据英国使者的这个记载,南旺分水处水流湍急,且运河西岸的石堡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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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旺分水枢纽遗址。

  而且,外国人不仅仔细观察了南旺分水的壮观场面,还注意到了与运河相接的南旺湖,该湖明代时曾作为运河水柜,至清代水柜功能已废,但仍是重要的水壑。英国使者以较科学的眼光对湖泊以及堤坝进行了观察,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这个湖的西边由一个很高的土堤同运河分开,运河的水位比湖水高很多。当时修建这条沿整个这个湖同运河隔开的堤坝所用的土方和所费的人力是非常大的,堤坝的两面俱铺着一层石块。为了不使运河的水压过强以致使堤坝无法承受,在地上做了一些水门来调节河内过多的水。这些水有的通过这些水门直接流到湖里,有的流到低地,有的流到堤坝上的小沟里,把它当作贮水池。最后一项设计说明中国人至少懂得一些力学。小沟内的水经常保持为河水和湖水或者河水和洼地水的中间水位,这样,水压在两岸上的力量就分散了。贮水池里的水抵消了运河同样高度水的水压,而湖里的水又反过来抵消贮水池里的不超过湖水水位的水压。他们运用科学的术语对运河湖闸设置原理进行了解释,有助于我们对该段运河更深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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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大运河淮扬运河扬州段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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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大运河清口枢纽今貌。

  其三:中国大运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

  通过上述其一溯源、其二探源,可以推知:

  中国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为人员的往来提供了便利,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

  中国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中国大运河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些外国人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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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家敏 李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