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江戏”在潮汕地区的兴衰
2018-08-07 上午 11:06   作者:南粤古驿道网 祁方   

       鲁迅先生曾在《三闲集·在钟楼上》中写到:“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 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据广东方志资料的说法:粤闽等地把长江左及以北数省称之为外江,因此习惯称呼外省人为“外江佬”,把外省的戏称之为“外江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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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7年《薛蛟吞珠》剧照,这是现存的广东汉剧历史上最早的一张剧照。

       按当今戏曲研究的通行观点,外江戏,广义是指清初以来广东地区对外来戏曲样式的统称,狭义则指从外地来到本地演出的戏班。清朝同光年间(1861年-1908年),“外江戏”特指一支分布在“赣之南,岭之东,闽之西部”、以皮黄为声腔主体的“潮梅外江戏”。1933年,广东大埔人钱热储撰《汉剧提纲》,提出“外江戏”改名“汉剧”。1956年,全国剧种普查另冠名“广东汉剧”,以标明地方特色。至此,“外江戏”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变为今天广东汉剧的专称。

       据《中国戏曲志》记载: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后,讲官话的“外江戏班”在广东受到官府器重,也为士绅文人崇尚。另据《湖北省志》记载: 乾隆年间,汉调形成,创西皮、二黄合奏,为皮黄声腔形成之始。再据《潮州志·戏剧音乐志·外江戏》记载:“外江戏”的鼻祖是汉调,故循其本来的称呼叫做汉剧。那么,依此姑且可以推论,“外江戏”流入广东的时间,应当在清朝乾隆年间(1711年-17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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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四大徽班进京”绘图。

       据《中国戏曲志》记载:明清以来,“外江戏”在粤省演剧有两个中心,即广州府和潮州府。按照“商路即戏路”的戏曲研究理念,戏班总会寻找经济发达、有观众群体的地域演出。早期粤东地区经济繁荣为“外江戏”演剧市场的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潮州“外江戏班”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潮州上水门捐资建立“外江梨园公所”,现今该公所的遗址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几大名班的规模。当时,该公所多用作外江艺人集会、活动的场所,至今屋宇碑铭尚存。现今该遗址还存六块捐资重修“梨园公所”的“题银碑”,潮州外江戏班梨园公所于光绪二十六(1900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间,潮州外江梨园公所以外江戏班命名的碑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潮州外江荣天彩班,碑文记有黄春元、方永信、朱永兴等八十四位艺员为重修梨园公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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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潮州外江老三多班题银碑。

       潮州长期是府治的所在地,自元朝、明朝以来,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又处韩江出海口,为闽、粤、赣边区出海物资的集散重镇。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年间的韩江三角洲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当时不少潮州商人把生意做到泉州、福州、杭州一带,对两地的文化沟通起了很大地促进作用。在清朝平定南明政权和抗清义军之后,康熙采取了恢复生产、发展农业的政策,并宣布“开海贸易”;至嘉庆期间,海禁大开,潮州成为了外省商贾云集之地。据《潮州府志》记载:商贾辐辏,海船云集。康雍时,服贾极远,上及苏、松、乍浦、澄、赣、广、惠之间,嘉道间则海帮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其多列而居。1858年,潮州、汕头被开辟为英法与粤东的通商港口,此地在短时间内变成粤东、赣南、闽西的主要港口和商贸集散地,一跃成为粤闽赣交界地带的经济中心。

       自安徽的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之后,讲官话的“外江戏班”在广东也受到官府器重,并为士绅文人所崇尚,一些地方官员家纷纷蓄外省戏班,以应酬外地官员。比如,据相关稗史杂记载,曾任水师提督的普宁人方耀,在府内蓄有外江老喜天班,以应酬外地官员娱乐之需。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客居潮州的外地商贾,先后在潮州建立了江浙、福建、澄龙、漳泉、嘉应等会馆,各会馆也常聘其家乡的戏班来潮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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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潮州“外江戏班梨园公所”遗址。

       其时,传入潮州的外省剧种,有的在潮汕落地生根,成为潮汕地区的剧种,至今仍有粤东流传的外地剧种,比如正字戏、西秦戏、南下白字戏、和外江戏。据王定镐在《鳄渚摭谈》中记载:潮州外江戏,或谓创自杨分司。这里的杨分司即杨振遴,河北宛平人,道光10年(1830年)任惠潮嘉道兼潮州盐运同知,曾带戏班入粤。咸丰10年(1860年),潮州上水门建立“外江梨园公所”,足见外江戏在潮州已很盛行。与此同时,这些在潮汕扎根落户的外省剧种,特别是外江戏,在长期的艺术交往中,对潮剧的唱腔音乐、表演、以及剧目等,起了积极的影响。

       据《潮梅现象》记载:“外江戏”进人潮汕后,在同治至抗日战争爆发的百余年间,达至演出的高度繁荣。当然,这其中也有潮汕本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外部因素,以及当时潮州本地戏剧不够发达的客观原因,还有当地官员阶层热捧的社会文化氛围,加之其时广大粤东民众对它的喜爱。比如,当时在潮汕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外江戏业余“儒乐社”。业余“儒乐社”的成立,极大地推广和普及了“外江戏”,也培养了大批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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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外江戏新加坡余娱儒乐社民国手抄剧本。

       据《潮州志》记载:当外江戏鼎盛的年代,潮州社会崇为雅乐,士绅阶级爱好这种艺术的颇不乏人。檀板歌喉,春风一曲,以为雅人深致。间或粉墨登场客串,像京班的票友。故儒家乐社的组织,云蒸霞蔚。儒家两字,在潮州的特解是风流儒雅之家,儒家乐社便是儒雅的业余剧乐组织,亦等于京班的票房。清光绪至宣统年间(1871年-1912年),是外江戏在粤东的鼎盛时期,正式班社多达30多个,潮阳的老三多、澄海的老福顺,普宁的荣天彩和潮州的新天彩,统称外江四大班,以行当齐全、名角辈出而名扬各地。

       进入民国时期,潮汕地区的清朝统治力量土崩瓦解,之前热捧“外江戏”的外籍清朝官员也纷纷离开粤东地区。再者,当时的潮音戏与时倶进,锐意革新,以其成熟的艺术和崭新的面貌,赢取了更多潮州语系的观众。在这种大背景下,“外江戏”开始逐渐向山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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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潮音剧《荔镜记》剧照。

       此后,“外江戏”只是在每年重要的赛神活动时节,才由墟镇赶回潮州,候场待聘。民国廿四年(1935年),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中写到:每届春日神游,外江班纷纷由梅属客地莅潮待聘。其后,随着外江班人员结构本地化的进程,外江戏的活动范围逐渐向粤东山区惠阳、韶关和江西赣南、福建闽西、闽南、漳州地区扩展,这也是外江戏之后的主要流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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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