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4月25日至27日在京举行。“古代丝绸之路积淀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精神，是各国共同的精神财富。”

　　饶宗颐言：“从事方志者，非从国史入，则所见也隘；治国史者，非自方志出，则所得也肤。”笔者今年3月转到方志办工作，这应该又是一个学习的开始。刚找到《中国丝绢西传史》一书，乘“高峰论坛”之机与诸君分享，浅读匆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姚宝猷著《中国丝绢西传史》（下称《丝绢》），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刊，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民国三十三年（1944）六月初版。全书共7章82页53000多字（含注释）。第一章为“古代丝之产地及其用途”。第二章为“古代东西交通之路线及丝绢之西传”。第三章为“西历纪元前后欧人对于丝国及蚕丝之观感”。第四章为“赛里斯、赛里克、赛里亚诸字的语源及其蜕变”。第五章为“桑蚕种子之西传及西方丝业之发展”。第六章为“代贩运丝绢之民族”。第七章为余论。

　　在《丝绢》第一章，姚宝猷主要引用中外典籍及最新考古成果进行论述，介绍了“桑蚕之业的起源及历代统治者对该业的重视”。古丝主要有四类三个用途，产地主要分布在五个州。

　　据姚著统计：丝的用途分三类，一是用作衣服材料的有十种，普遍用的是绢、缣、绮、?。“考古代丝制衣着，有绢、缣、绮、?、穀、绸、絺、紬、絓、绉等种，尤以绢、缣、绮、?为普遍。”姚引用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绢是生丝所织，又称“纨”或“素”。“绢以未湅之丝（丝既纺而熟之曰湅）制成，或谓之纨，或谓之素。”绢特加精致称“缣”，以纯一之色丝绣花或织成图案是“绮”，现在称“绫”。比较厚的绮叫“?”，唐以前称“缎”为“?”，唐后称“段”，明史《食货志》开始称“缎”。姚引用两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说明缣与素：“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丝的第二个用途是“用作书写材料”，第三个用途是“用于编订书契”。蔡伦发明纸前，“书契多编于竹卷，其次缣帛。”姚引用典籍说明后两个用途的有：《史记·封禅书》《汉书·东方朔传》《后汉书·邓禹传》《史记·孔子世家》《穆天子传序》《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等。

　　夏朝九州《尚书·禹贡》作：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商朝九州《尔雅·释地》作：冀州、衮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营州；周朝九州《周礼·职方》作：冀州、衮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并州。古代丝织品产地，姚宝猷据《禹贡》《职方》《史记货殖传》《汉书地理志》等记有衮州（古卫国地）、青州（古齐国地）、冀州（古晋燕二国地）、徐州（古鲁国地）、豫州（古周地）等地为丝织区域。即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安徽、陕西、江苏等省，这些过去为产丝之省。

　　桑蚕之业开始于何时？姚著据传说介绍有三：伏羲化蚕桑为穗帛；神农教民桑麻；皇帝元妃始教民蚕桑。据民国十五年（1926）考古最新成果，判定为新石器时代。时李济博士在山西夏县西阴屯掘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蚕茧和石纺轮、陶纺轮。从殷墟所获之甲骨文有“丝”“桑”“蚕”等字，判定我国殷商时代育蚕种桑、治丝织绢已成专业。

　　“岁既毕已， 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 《丝绢》据《礼记》之“祭统”、“祭义”及《周礼》之“天官总宰”“地官司徒”等所记，说明统治者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桑蚕之业。“吾国自昔以农立国，农桑之业，为衣食之源，故历代帝后莫不躬耕亲蚕。”而对于老百姓则“勤励其从事蚕桑，其重视可知已。”

　　《丝绢》第二章为“古代东西交通之路线及丝绢之西传”。姚宝猷根据典籍所记，详细描述了陆路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国家。开东方学者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之先河。

　　说到东西交通，姚宝猷自然会想到汉族起源，有可能是土著，也有可能“来自西方”。据DNA遗传密码显示，是来自非洲大陆。姚宝猷据《拾遗记·卷二》：“成王即政三年（前1114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长从云里而行，雷霆之声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涛之声在上，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之年月。” 他认为，“泥离之国”即是尼罗河的古埃及。

　　据中国华北各地新石器时代发现之遗物，姚宝猷认为欧亚大陆自石器时代即已有“某种程度之交通”，东西方文化已有交流。公元前六世纪以后，东西交通之机运，日益成熟。地跨亚非二洲的波斯帝国建立，伊斯兰文化“东传葱岭”。后希腊大帝国建立，希腊文化“东达中亚”，与中国之秦“中隔流沙”，遥遥相对。而以土耳其斯坦为媒介，彼此发生“经济上之交通”。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和李广利远征大宛起到大作用，“陆路交通，日见进展”。而海上交通，亦随而发达焉。

　　姚宝猷据古代典籍记载与考证，对先秦两汉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沿途国家名称有明确的描述。

　　陆路分三段：

　　第一段长安出西域。有南北二道：

　　南道：阳关—盐泽（罗布泊）之南—鄯善—南山波河—且末—精绝—于阗—皮山—西夜—子合—莎车。

　　北道：阳关越流沙—车师前王庭（杜鲁番）—北山波河—焉耆—渠黎—乌垒—龟兹—温宿—疏勒。

　　第二段由西北出中亚。第二段南北二道，越葱岭二西，各有两条大道。

　　南道：

　　（一）于阗—皮山—折西南乌□—县度罽兵（Kasmira）。

　　（二）于阗—莎车—蒲犁—依耐—无雷—大月氏。

　　北道：

　　（一）（陈汤进军之路）温宿—姑墨—越天山—出口池之西—绕葱岭之北—拓支—康居(Samarkand)。

　　（二）（张骞出月氏之路）疏勒—铁勒克（Taldik）—大宛—康居—安息。

　　第三段由中亚至大秦南北二道。

　　南道：大夏（今Baldik）—安息之木鹿（今Merv）—和椟（He-tu）—阿蛮国（Hamadan）—斯宾国。此分南北二道入大秦。南道为斯宾南行渡Tigrs河—于罗国（旧巴比伦）—入罗马属地埃及河叙利亚。北道为西北行—亚历山大公路—Zeugma（由中亚来的商队，及由巴比伦运输波斯湾的商队都会于此）—西南至安谷城（今Antokia旧叙利亚都城商港—Apamea港口航行至罗马（大秦）本国。

　　北道（在西汉末荒废）由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磅道斯海曲（今黑海东北偶，顿河河口附近）—越乌拉山—过鄂毕河支流LRTISH河流域—天山和阿尔泰山两山间（东方商路）。

　　汉代陆路丝绢以南道西输为主要。即今新疆南路，西跨葱岭，经费干那（Fanghand），以至西波斯，再到地中海东岸（Antakia）地方而入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依《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录中国到印度之海路：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即雷州半岛之徐闻（今海康）—都元国（今苏门答腊）—邑卢没国（今缅甸沿岸）—谌离国（今缅甸或印度西南岸Shalyiat港）—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之蒲甘古城）—黄支国（有非洲东北之阿比西尼亚国或马来半岛，或印度南部的Conjervaiam等不同说法。姚宝猷根据多方比对，认为“黄支”即为建志。

　　西汉以还，从南海方面来的商贸国家有：叶调（古爪哇）、挥（缅甸）、狼牙脩（马来半岛）、狮子（锡兰）、耶婆提（爪哇）、天竺（印度）。

　　印度到罗马海路，姚宝猷根据普利尼的《博物志》、埃及地理学家科斯麻士所著的《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等指出：须经罗马湾（地中海）、阿拉伯湾（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印度半岛东西海岸、非洲东北角，“始至Zinjh航至锡兰岛，再至Tzinitza（交趾支那或新加坡）”。列举有红海的Muza（今Mocha）、红海入口Ocelis、亚丁之东卡那（今Hish Ghorab）、摩斯卡（Khor Reiri）、印度斯河口西岸的巴巴利况，再东南有巴利格柴（今Narbada河口）等重要港口。

图为姚宝猷故居。

　　姚宝猷认为陆路丝绸之路要比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得要早。欧洲人称中国，先有陆路方面传去的赛里斯(Sercs，表意丝绸之优美)，后有海路方面传去之新那（Sinai，意思是秦之强大）。罗马之所以古称为“大秦”，是因为罗马人跟中国秦朝人相像。“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有类中国，而称大秦。”

　　据楼兰汉墓、外蒙古匈奴古墓等所挖掘之丝绢残片花纹图案，发现有中国丝绸混合了希腊的风格。中西丝绸文化交流很早，姚宝猷认为“其风格不论道源于米索不达尼亚，抑取法于迈锡尼艺术，要其受西方艺术之影响，则毫无疑义。”

　　西方古代典籍有关中国丝绸的记录。有《旧约全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二节，中国人Sinom就是丝人的意思；《亚麼士书》记有“丝绢”；《以西结书》记有“丝织轻纱”。《沿岸航行记》《考铁利亚》等书都记西方国家所用丝绸来自中国。根据成书时间，姚宝猷认为中国丝绸在公元前八世纪，最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即如传至西方各国矣”。

　　《丝绢》第三章为“西历纪元前后欧人对于丝国及蚕丝之观感。”先秦时期西方人对产丝绸的中国不了解，“均属惘然。”称中国为“赛里克（Serice）”“赛里斯（Seres）”“赛里亚（Seria）”“赛拉斯（Seras）”“塞里克斯（Sericus）”，贩卖丝绸的人为“赛里斯（Seres）”，贩运之路即丝绸之路为（R0ad 0f the Seres）。公元前后称中国时增加了“新”或“秦”。“新”即王莽改制时，“秦”即秦朝，其名称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姚宝猷列举了最早记录丝国的欧洲人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等12位西方人及其著作，说明西方人对丝国中国和蚕丝的观感。他们有史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天文学家、诗人。

　　罗马史学家马尔克利奴斯记录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赛里斯人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与人交游。外国人渡边境大河，往买丝及他货者，皆仅以目相视，议定价值，不交谈也。其地物产丰富，无求他人。虽有时愿将货物售于他人，然绝不自他人有所购买也。”这也可反映出汉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

图为姚宝猷故居。

　　《丝绢》第四章为“赛里斯、赛里克、赛里亚诸字的语源及其蜕变”。姚宝猷通晓多国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研究。这章他以语言学角度对“赛里斯、赛里克、赛里亚”等名称作了专业解释。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丝绸的东西传播。

　　《丝绢》第五章为“桑蚕种子之西传及西方丝业之发展”。姚宝猷据《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及郭璞《元中记》所载，“外国人不复信有蚕也。”判定：公元四世纪以前，“安息、月氏、大宛、唐居诸国”，即今波斯、阿富汗、米索不达尼亚以及俄属中亚，不产蚕丝。

　　据阿理（里）士多得和普林尼所记，古罗马所产之“蚕”不是由中国传入的，“乃属野蚕之一种”。用丝织成衣料的方法是一个叫彭费拉（Pamphila）的女子发明的。

　　中国政府曾对蚕桑采取了保护措施。“蚕丝为吾国特产，历代政府对其异常珍视，不肯将蚕种轻易传之外国。”东传日本最迟不出三世纪以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有于阗国王得到蚕种，迎娶中国公主为妃，密让公主私带蚕种。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以桑蚕种子，置帽絮中”偷偷带了出去。

　　古罗马当地的蚕和蚕丝是巨大的土蚕，称野蚕，不是中国之蚕。丝织技术及其难度自是不同。本章根据西方典籍记载介绍了桑蚕种子是如何从东亚一个国家传入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再一个国家，丝织业终于传遍全球的。姚宝猷对各国传入时间、先后顺序都考证得比较清楚。

　　《丝绢》第六章为“古代贩运丝绢之民族”。姚宝猷根据中外古代典籍记载，有伊斯兰民族、突厥民族、大食（阿拉伯）民族、粟特民族、罗马人、印度人等商人，并介绍了他们经过的不同海陆路线，竞争，与船舶航行和商队行走的壮观场面。

　　《丝绢》一书学术性很强，姚宝猷作了详实的考证，翻阅和参考了大量的中外典籍，仅注释就多达108条。

　　现代的历史教科书丝绸之路陆路路线图大体就按姚宝猷所记路线描绘。丝绸之路研究的现代学者和专家学术论文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参考了《中国丝绢西传史》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认为：“丝绸之路”是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给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所起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古代的贸易以丝绸为主。“有关中文典籍中丝绸西传的材料，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录和实物证据，前人已经做过很好的梳理和研究，如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 年）、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 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年）、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09 年）等等。”

　　日本学者三杉隆敏较早提出了“丝绸之路”名称，他于1979年出版的《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后饶宗颐说：“中国丝绸，自古迄今，闻名海外，故以‘丝路’或‘丝绸之路’，作为中外交通的象征，尤为恰当。‘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互通使节，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国古籍早有记载，只是并未冠以‘海上丝路’的美称，后人有或称‘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白银之路’的。我早在1974年6月的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上，就发表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昆仑舶》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海上丝路’的名称，比三杉隆敏早了五年。”笔者认为，1944年出版的《中国丝绢西传史》开海上丝路系统研究之先河，姚宝猷是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丝绸（绢）之路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姚宝猷的研究也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

图为姚宝猷先生。

　　姚宝猷（1901-1951），原字几亮，后改健生，广东平远人。毕业于中央训练团第3期，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文学士。曾任广东省政府汕头农工局局长、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中山大学教授同研究院指导教授、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秘书、浙赣铁路局处长、军委会工程委员会专门委员。1944年11月8日姚宝猷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总务处处长。1945年8月20日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姚宝猷对日本研究最深最透，1935年著《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该书鲜明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侵略野心。日本朝野反应强烈，急忙派驻广东领事交涉并秘密面见收买姚宝猷，遭拒。黄梅兴、姚子青、姚中英、凌冬青等是战场上牺牲的抗日的民族英雄，而姚宝猷是理论学术界的民族英雄。《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一书在1944年改版为《日本帝国主义特性》。(见笔者拙著《忠烈平远》第二章第三节“揭露日疯狂野心，军国主义露无余”）

　　姚宝猷另著有《中国丝绢西传史》《日本史研究法及参考书目》《日本近百年史》《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之一另一研究：象和鳄鱼产地变迁的考证》《西汉货币之研究》等。

　　姚宝猷故居——宝猷楼：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建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冬。宝猷楼为上下堂二层回楼结构建筑，坐西北向东南，內有三个天井，面阔27.40米，进深17.50米，占地479.50平方米，二层共2厅26间。宝猷楼目前整体保存较好。曾计划拟作平远县方志馆而进行整体维修利用。

　　作者简介：

　　叶俊新，梅州市平远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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