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坪石岁月的老院士们

2019-08-10 下午 08:25 作者：阿瑞

　　“老院士”总感觉是有什么不一样，特别是“学部委员”的一代。在最早的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单中，至少有十位在韶关坪石教学和学习过，坪石是卢鹤绂选择回国教学的第一个地方，他曾在塘口村理学院教学和居住；叶叔华在坪石度过了高一和高二的中学时光；杨简是在坪石老街上的研究院兼医科研究所病理学部的兼职教授，蒲蛰龙、赵善欢、丁颖等均在研究院任农科所兼职教授。黄本立在培联中学念书、黄翠芬于1943年在理学院毕业，张作梅在1941年从三星坪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梁伯强在坪石担任医学院院长兼医科研究院主任于1955年就获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荣誉，丁颖教授也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是决策机构，1983年后来改为咨询机构，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院士制度后学部委员一并成为院士。

　　学部委员陈国达、陈焕镛、杨遵仪虽然没有在坪石任教，但应该在坪石区域考察过。杨遵仪先生回国第一站选择广州，被聘为两广地质队的所长，陈国达也是在中山大学教书后进入两广调查所。陈焕镛先生是中山大学植物所的创办者，现在南岭上的“广东松”就是他命名的。

　　这批坪石先生，多在坪石办学的近五年中担任研究院学部主任或者兼职教授，坪石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是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最具有时代特征的高等教育历史。中山大学研究院办学在云南是第四届，至坪石开始是第五届。从第四届保存下来的文档来看，文科研究所考试校内外委员的选择是十分严谨的，论文选题是《昆明非汉语研究》《唐代小说中的妇女问题》《中国税务司史研究》，学生分别是黄达枢、王庆菽和区宗华。

图为3位候选人姓名和题目录，第四届研究生的论文包括《唐代小说中妇女问题》等。（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校内外委员任职务状况表，闻一多、陈序经和陶孟和是校外委员会委员。（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1941年4月7日校长兼研究院院长许崇清行文教育部，报告年度授予学位考试研究生名单及统计表，因为教育部有规定需要提前三个月申请。由此也可以判断当时的坪石教学工作进入正轨，研究院研究生毕业考试即将进行。

图为1941年许崇清向教育部报告的文稿。（藏于广东档案馆）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1941年的研究生毕业生有7人，徐中玉、梁钊韬是这届研究生中的佼佼者，毕业后留校充实师资力量，1942年一年级的研究生共有10人，需要更多的师资。

　　研究院是学术核心及重点机构，一般由校长亲自担任院长，后来情况发生改变，研究院不一定是校长，可以由其他院长兼任。研究院院长崔载阳在1942年的《教育研究》发表了文章“从教育学研究所到师范研究所”讨论研究院的意义。在1944年的登记表表格中，崔载阳是师范学院院长兼研究院院长，梁伯强是医科研究所主任、蒋英是农科所农林植物部主任、丁颖教授为研究院兼职教授，也就是说老院士们在那个年代已处于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培养研究生重要的师资力量。

图为1944年研究院教师任职务表。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共有233名学部委员，其中社会科学学部占26％。坪石先生王亚南在上世纪50年代被聘为学部委员，王亚南在坪石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的是经济系课程，每周上的课程是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和高级经济学，其中经济思想史是每周上2小时，其他课程每周均是3小时。表上写明他是于1940年8月到校，比梅龚彬早一年。在1944年的表格上填写的年龄是43岁,上年度的著作及研究成果是《经济科学丛论》和《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原论》分为9篇，包括导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中国社会的货币的形态、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中国社会的工资形态、中国社会的地租形态和中国社会的经济恐慌的诸表现。在坪石的武水畔油灯下，王亚南先生提出了具有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的框架，对中国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借鉴。

　　王亚南先生在表格上经历写着国立暨南大学教授、上海滨海中学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及指导员、政治部设计委员。王亚南与梅龚彬教授同岁，梅先生任主任兼教授，黄梅人，王先生任教授，黄冈人，两人均有在暨南大学担任教授的经历，更关键的是政治观点的一致。王亚南来到坪石执教之前一年，于1938年8-9月与郭大力多年合作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终克服千难万苦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此一翻译巨著由郭大力开始，王亚南后来加入。作为一名刚刚翻译完此巨著的经济学家转身成为教授登上大学讲台，坪石是王先生的第一站，也成为《资本论》的第一讲坛。1933年，他对德国和英国有实地的考察，表中填写学历一栏中写着“德国政治大学研究”，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权威性可想而知。巧合的是，1940年秋，郭大力受邀到粤北连县广东文理学院教书。

图为1944年法学院教职员登记表中梅龚彬和王亚南的登记。

　　1940年至1945年，在坪石办学期间，法学院在武阳司，离坪石老街较远，但现在仍然保留部分历史遗迹，仿佛看到王先生登上码头拾级而上的身影。

图为武阳司历史建筑。（图片引自韶关政府汇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部分大中专院校、中学在乐昌市办学情况资料汇编》）

图为武阳司法学院驻地码头.。（图片引自韶关政府汇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部分大中专院校、中学在乐昌市办学情况资料汇编》）

　　在1980年公布的400名学部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到杨简先生的名字。1942年，杨简先生成为坪石医学院教授，马上就担任研究院医学部的兼职务教学工作。出生于梅县的杨简是于中山大学附中、中山大学医学院完成学业，抗战时期在坪石坚持在教学的全过程。杨简后来赴美国留学，在1949年回国，继续为国家医学发展培养人才。

图为1944年研究院教师名单，杨简和张作人先生在上面有记录。（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在坪石学习和教学的教授在1980年400人学部委员名单中至少占有8席，其中包括张作梅。张先生为兴宁人，少年丧父，于1931年到香港舅父家居住读书，从香港英文书院中学毕业，在1937年考入中山大学，1941年毕业于迁至三星坪的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此届机械工程毕业生约60人，建筑工程系的14人包括杨卓成、卫宝葵也是这一届毕业的，他们分别是走出社会和留校。张先生选择走进社会，于1944年留学英国，1948年获得谢菲尔德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1951年应邀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病逝于长春。

　　在解放前后的这一特殊时期，这批老院士们不少还在国外，像黄翠芬、黄本立、张作梅和蒲蛰龙等“坪石先生”：也许经历了坪石战争年代的磨练和对中国的理解，他们冲破种种围堵和诱惑，回到祖国培养人才或者开辟科学新天地。黄翠芬，是台山人，于培道女中毕业，1940年被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但香港失受，几经周折后到达坪石，借读于塘口村的理学院，在1944年毕业，同班共有12名同学。黄翠芬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于1950年“偷渡”回国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1954年进入军事医学研究院，成为中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8月去世。在生物学领域中，还有一位与坪石教育历史关系密切的泰斗人物张作人，他于1932年至1949年任生物系主任，在研究院师范研究所兼任教授。1932年，他在国外获得比利时科学博士学位和法国自然科学部署学位，应邀到中山大学执教，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获得者。

　　目前健在的叶叔华先生，她应该是学部委员一代的代表。与坪石岁月有关联仍健在的这位老院士，依然记得在乐昌念高一和高二的经历，但地名有些模糊，记为“罗昌”，或者是粤语的缘故。还有于香港出生的黄本立，在1940年15岁的时候他来到坪石培联中学就读中学，1945年考入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现在厦门大学的化学系人才辈出，与黄先生上世纪80年代回到南方从教应该有关系，黄先生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老院士的代表。

　　1939年4月，中山大学在昆明复课，1940年决定返粤。1940年8月，中山大学各学院由云南澄江回迁，在云南时间是一年。1940年11月，中山大学在坪石复课，建筑工程系主任卫梓松教授为国捐躯是在1945年3月，所以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时间是近五年，抗战时期的教育历史常述及的是澄江，但坪石印记似乎即将淡忘。幸好，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书记讲到，中山大学不仅有光辉的学术史，更有光荣的革命史，有着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目前，众多“三师志愿者”正在行动。

　　可能大家对“刑场上的婚礼”熟悉，但不一定知道洪灵菲、戴平万，更不了解“囚车上的婚礼”的蔡博真和伍仲文。1931年2月7日，蔡博真和伍仲文在囚车中举行婚礼，随即，包括蔡氏夫妇在内的24名共产党员（“龙华二十四烈士”）被集体枪杀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刑场。现在“龙华二十四烈士”墓地上，蔡博真的照片是空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