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农学院教授蒋英，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顾问。

　　蒋英教授从事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已有五十三年的历史。他在我国热带、亚热带的夹竹祧科、萝犛科和番荔枝科植物分类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百多年以来分类学上的许多问题，使我国在这些科的分类上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他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植物新种约两百三十个、新属约十个、国外新种约十个。他发表科学论文七十五篇，著书两卷，并参加许多卷地方植物志的编写工作。由他首先发现、经木材学专家研究定名的我国马尾树科植物，在木材学和植物分类学上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论文发表时轰动了世界的植物学界。我国麻类五大植物之一的罗布麻属，属名和种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长期混乱，经过他的研究才得到纠正和澄清。还有他对华南野生橡胶、对降血压良药萝芙木的发现和研究，对羊角拗属三十六种植物的研究及其中国种的正确鉴定等，都在学术上和实用科学上有着重要意义。他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植物分类学和实用科学的发展以及培养人材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贡献。他在世界植物分类学界也有着重要的位置，全世界有二十六个国家的植物学机构请他鉴定标本，与他建立了学术联系。

　　一、踏遍青山採标本

　　蒋英，出生在江苏省昆山县一个世代书香的人家，父亲曾考取昆山县的头名秀才。少年时代，尽管父辈成天逼着他背诵四书五经，但他从小却酷爱花草树木，常常攀枝摘花。辛亥革命那年，他在苏州东吴大学附属小学念书时，课余饭后，就常常缠着大人们问这问那，简直对植物入了迷。可是，父辈是不许小蒋英学习植物这类“雕虫小艺”的。虽然科举制度这个官梯，早在光绪末年就废除了，但是，他们还是希望儿子通过洋学堂的深造，日后能够有个一官半职，以延泽这书香世家。于是，在一九一七年，他从苏州晏成中学毕业后，又被送进了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在这里，他除学好文科的课程外，还是忘不了观察大自然的植物。在学校，他常利用课余饭后在校园里采摘树叶花果。假期回家，家中的园庭花圃更成了他观察植物的场所。许多植物他叫不出名字来，他就从零用费中节俭买了一本《植物学大辞典》、对照书中的插图和文字，认一种，记一种。一九一九年蒋英毅然中断了文学院的二年学业，于次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从此，那本《植物学大辞典》，更是时不离手。他对着书中的描述，鉴定和采集校园里各种植物的标本。一九二五年，他从金陵大学毕业时已积累了各种植物标本两千多号，且都装钉成册，贴上他自己命名的标签。他的毕业论文《花的进化史》，从最简单的藻类植物的雌雄生殖器官，到苔藓植物、蕨类植物以至种子植物，论述了花的形态构造及其进化演变。这篇论文曾在金陵大学的《金陵光》刊物上发表。他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林学士文凭。

　　一九二六年，他带着这两千多号植物标本和一大箱书，来到了安徽安庆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造林、森林保护和植物学等课程。不久，湖南暴发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迅速波及江苏。年轻的蒋老师又放下教本，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并且担任了昆山县农民协会主任。可是，虽然一年来他几乎天天走村串户，甚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昆山的农民运动还是持续不下去。这使他想到：革命并不是那么容易，科学也许能救国。他想到了广东。广东四季如舂，树木常绿。再说，那里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要搞农民运动也许容易一些。于是，经过一位教授的介绍，一九二八年初，他来到了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他心里盘算着，在这座岭南髙等学府一边教书，一边深造树木学，将来出国留学。

　　蒋英到了广东，看到树木花草，江苏有的，这里也有。许多过去只听老师讲过或在植物学辞典看过的，这里也有，千奇百怪，琳琅满目。光是校园里的花草林木，就常使他目不暇接。一连两年，他沿着珠江支流的东江、北江、西江流域，采集楦物标本，到过三十多个县。广州的白云山，乐昌的的九峰山，从化的三角山，英德的温塘山以及溥罗的罗浮山等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高要的鼎湖山，更是他常到的地方。他和他的老师陈焕镛教授一起，白手起家创立了中山大学农学院植物实验室，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前身。这是当时全国较早建立的一个植物标本室。

　　一九三〇年二月，蒋英被调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植物标本室主任，兼江苏、江西、云南、贵州等地植物调查队长。……

　　从綦江入贵州，第一站是铜梓。他们在铜梓驻扎一个多月，每天早出晚归，采集标本。旋经遵义、息烽到贵阳。又从贵阳出发，经贵定、都勾、独山、荔波、平塘、罗甸、安顺，挑着标本转回贵阳。再从贵阳经黔西、毕节、草海，采集标本转回贵阳。最后，才从贵阳取道施秉、镇远、玉屏、铜仁、江口、印江、湄潭、遵义、桐梓，入川顺长江东下返回南京。

　　贵州之行一年零两个月。当时他每天都在爬山越岭，辗转跋涉在六十多个县境的深山老林之中。在这里采得各种植物标本， 并且发现许多稀有的名贵植物。如藏在贵州、四川交界的梵净山的“长苞铁杉”，过去一直未被发现。梵净山，海拔两千三百多公尺，悬崖峭壁拔地而起，蒋英他们借助粗大的铁索攀上山顶。山顶，寒风呼啸，有时把屋顶盖的石板都刮跑，而且终年积雪，树上挂满冰凌凌。他们从冰柱一样的长苞铁杉树上剪下枝叶，经过鉴定，证明是我国松科植物铁杉属下面的一个新种。从此“长苞铁杉”在我国植物谱上才占有一席位置。

　　在独山县一个叫丹林的林荫里，蒋英发现了一种叶子象漆树、果实象榆树的乔木。他采下花果叶等四十多个标本，还锯下一段枝条分成四十多个木材标本。后来，经过专家的鉴定，这种被誉为“千花树”、“康榆树”的乔木，称为马尾树科，下面只有一属一种，列为我国植物中的一个新科。它是造纸的良好原料，又是一种速生的优良树种。

　　回到南京，蒋英等又向江西进发，从九江经南昌、安义、奉 新、高安、万载，回到南昌；又从南昌出发，经临川、崇仁、宜黄、永修，登上庐山，在黄龙寺前的“三宝树”上采枝摘叶。“三宝树”，几十人合抱的大树，后来经他的鉴定，才定名为“柳杉”。

　　贵州、江西之行，一路上满目疮痍的渗象，贪官污吏横行的世道，使他不愿在令人窒息的南京多留一天，要赶快到植物的世界里去吸取新鲜空气！一九三三年春，他带着助手黄志、陈少卿等，经越南到达昆明，去西双版纳采集植物标本。

　　……

　　蒋英为了工作已经整整六个年头没有进过家门，他的足迹走遍半个中国的山山岭岭。在此期间采集的植物标本一万七千多号，每号十五份，总共二十多万份，还有上千号的木材标本。

　　到西双版纳的目的未实现，他只好回到南京。随后又回到中山大学农学院教书，当了《树木学》副教授。

　　在这期间，蒋英发表了一些有关植物学的论文。一九三二年在中华农学会报上发表《广东、广西、贵州的森林概况及其林地恢复问题》，一九三一年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缅茄植物之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先后发表了《亚洲夹竹祧目植物之研究》〈一至五〉等六篇论文之后，他的名字已为国内外许多植物学者所熟悉。

　　一九三七年秋，蒋英写好了准备出国深造的论文，同事为他摆酒饯行。他匆匆回到江苏昆山老家，安顿家小，正欲远渡重洋，可是，零丁洋响起了炮声。不久，日本鬼子打进他的家乡，他只得带着一家老少，逃到昆山附近的角(音lu陆）直小镇。但没过几天，日寇兵又追赶而至。他只好又带着全家抄羊肠小道逃到了浙江的吴兴。这里是太湖河汊地区，鱼米之乡，暂时还可栖身，不少达官贵人也逃到这里避难。此时，他恰好与我国植物学界的老前辈凌昌焕先生邂逅相逢。蒋英在学生时代就常用凌昌焕编的《植物学大辞典》，鉴定庭园花草。这次他俩虽是在离乱中偶遇，但似久别重逢的师生谈论甚欢。不久蒋英把他父辈收藏的古书画和笨重物品，忍痛尽行典当，全家分两批扮商人，乘船到上海转到广州。

　　抗战八年，他跟着中山大学辗转关山，和陈焕镛教授一起，把植物标本藏到香港，最后，来到了当时搬在湘粤交界的宜章县栗源堡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尽管这里地近日寇占领区，他仍然带着研究生，跋涉在南岭山脉的莽山、衡山、阳明山的峰峦中，采集植物标本。就这样，一个储藏有四万多号标本的植物标本室在这 里诞生了。后来，砰石沦陷了，他又把这些藏到二十多里外的坪游山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农林部组织了一个湘桂粤汉铁路枕木供应勘查团。蒋英经过两年多的勘查，跑遍了湘南十二个县，写好《勘查纪要》送上去，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更加证实国民党反动派只知鱼肉百姓，并非有意开发植物资源，造福人民。

　　二、佳说中国不长橡胶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 一批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特务被驱逐出境，中国漫山遍野的宝藏真正回到人民手里，蒋英感到年轻了许多。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植物科学研究，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植物研究所和标本室，从事植物学研究的科技人员也大量增加。蒋英这时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兼植物学教研室主任，这期间他发表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植物分类学之发展》、《台湾之植物界及其分布之研究》等论文，在植物分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当时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同志的部署下，派出不少调查队前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规划栽植三叶橡胶。蒋英则被委任为两广野生橡胶资源调查队队长。

　　一九五一年，他带着一支由三所高等学校和广西植物研究所共十五名科技人员组成的调查队，来到广西东南部的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山脉，天天翻山越岭，寻找野生橡胶植物。沿途得到农会主席、贫协主任的热情接待，许多农民作向导带他们深入高山幽谷。夜晚，聚集着许多翻身农民在谈论着哪山哪岭有含乳的树。他们把一根根树藤、树枝，送到调查队，成群结队的壮、瑶胞涌进深山去探宝。这是他过去几十年跑遍大半个中国从未见过的奇迹。一次，他们在上思县上南屯采集标本，临走那天，农民竟冒着滂沱大雨，替他们挑着行李和大担大担的橡胶树标本， 一直翻山越岭地送他们到几十里外的屏东。蒋英心想，挑夫应当给点工钱吧。可是，当他把钱塞到挑夫手里时，他们却坚辞不受，连声说：“我们都是为国家办事，哪能要钱啊！”蒋英不禁回忆当年在思茅遭劫的情景，对比之下，百感交集：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啊！

　　广西调查结束，随又转到广东沿海的中山、斗门县。在斗门县的三灶岛，他发现了一种含胶量高达百分之三十五的优质野生橡胶树，名为“花皮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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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英等入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采集了许多野生橡胶植物标本，基本摸清了华南橡胶植物资源的情况，并且发现了多种含胶量相当高的野生橡胶树种，如花皮橡胶、酸叶胶藤、红杜仲藤、毛杜仲藤、鹿角藤等。完成了调查工作任务，蒋英受到国家农垦部门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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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英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一个爱国、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科学家。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思考着如何打开祖国的绿色宝藏。一九七四年冬，他来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疗养。一天，他从一位中医生那里得知，许多中药材缺货，给处方治病带来了困难。于是，他就主动组织了一个由医生和休养员组成的中草药调查小组，到四围山野采集中草药，还把助手叫来，编了一本当地中草药小册子，供疗养院医生和附近社队赤脚医生使用。前年，他又和几位同去疗养的教师一起，在这本小册子的基础上，编了一本记载有一千多种植物的《广东从化地区经济植物简编》。一九七三年，他从一篇国外科技文献中看到一种叫黄梁木的树，每年可长高几米，受到启发。他翻阅早年的调查笔记，发现我国广西就有野生的黄梁木，便马上把文章译出来送交有关部门，并建议广西的林业部门，马上组织釆集种子。现在，这种被誉为“奇迹树”的黄梁木，已被列为全国速生丰产树种之一进行推广种植了。

　　三、谢却黄金抱璞真

　　中国什么时候有植物志呢？黄帝时代，史官“作图”、“画物象”；夏禹时代，把物象铸在钟鼎上；《诗经》等著作上开始有许多植物名称、形态、用途等方面的记载；秦始皇时，有了种树和医药的专书；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可谓是一本植物志的雏形；从唐代至清代，才出现了众多的植物志或专谱。然而，几千年来，直至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丰富植物资源，仍然没有人把它们系统全面地搬上书本。我们应该说真正的《中国植物志》，是诞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

　　一九五八年，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决定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出版植物志，共八十卷。在一次编辑规划分工的会议上，蒋英毅然接受了三个卷册的编写任务。其中的第六十三卷，包括了夹竹桃科和萝捧科植物，多数是藤本，过去很少人研究；许多植物的分类又被外国人搞得很乱，许多标本资料也已流落国外，只靠他手头掌握的少数资料，编写的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困难吓不倒蒋英，他勤勉地做科研工作。他抓紧时间搜集和积累资料，几年间就做了两万多份有关植物资料卡片，许多在解放前失落了的标本资料，他就通过有些国家请他鉴定标本或者学术交流的机会，陆续把它们搞回国内。他还刻苦学习分类所需要的植物形态学、遗传学等学科知识，阅读了许多古农书，并且除英文外，还自学了拉丁文、德文、法文和俄文，做了讲多学习卡片。在那些日子里，他常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有时一整天在实验室里解剖植物，晚上还要读书或摘录文献资料至深夜。他经常想，偌大一个中国直至解放前还没有一部《中国植物志》，如今，这把打开植物宝藏的“金钥匙”——《中国植物志》，就要在自己的参加下编辑成章，因而更加勤奋工作。

　　……

　　那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天，一道从荷兰国家植物标本馆发出的聘书，投到当时的中山大学农学院来，聘请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蒋英，去为他们编写《马来西亚植物志》。正蒙受着民族苦难的蒋英，不愿意去为一个国家掠夺另一个国家的植物资源卖力，他立即复信这个植物标本馆的主编范司梯立史（C.S.S.J.VanStees）：“编志条件不足，且中国国难日亟，不愿离去……”婉言谢绝了这重金礼聘。那时，他曾写下一首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

无题

挥手光阴四十春，如云逸志浥清尘。

还将白雪酬初愿，谢却黄金抱璞真。

　　……

　　多少年来，他为搜集过去失落的中国植物标本，不知付出多少精力，甚至掏空了自己的腰包。一九四六年春天，当台湾从日本人手里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蒋英受中山大学的委派，担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兼台北植物园园长。试验所里，收藏着日本人发现的许多台湾植物新种新属的模式标本。模式标本，就是鉴定该种植物时以它为标准来进行比对的标本。整整八个月里，他抬摄了一千六百多张标本照片，还从日本人留下的旧书中，选购了一千多本植物书籍。当时，中山大学连他的薪金也不能按时寄发，哪有钱买书买胶卷呢？他省吃俭用，东借西凑，才凑足了千把元的法币，又设法买到廉价的拍电影用的胶卷，才把这些资料和书籍搞回大陆。解放后，他将这些标本照片，全部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这是编辑《中国植物志》的珍贵资料。其它流落异国的标本，他利用自己和各国植物研究机构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信用，先后曾向美、英、德、法国和东南亚各国借用或请求代拍照片。有时还用自己的钱向国外购买照片。他这样千方百计找回失落的祖国植物标本，又怎能说是“里通外国”的行为呢？

　　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下达了编写中国三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微生物志》）的指示，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恢复了他的科学生命。特别是回忆起解放后两次上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幸福情景；想起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兰图，使他更加充满信心，认为豁出老命也要写下去。好给祖国留下一把打开绿色宝藏的钥匙。

　　从此，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编写植物志上。每天清晨，他就戴顶草帽，挂上书包，来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常常坐进办公室太阳才刚露头。从学院到研究所，要走半个多钟头，他天天这样早出晚归，中午就在所里歇息。他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工作。为了纠正一位外国专家在我国罗布麻属植物分类上的错误，他和助手一起，详细解剖了我国该属植物的各个器官，从这些器官二十四个特征上与外国同属植物一一比对，花了一年半时间才证实我国确有这个属的植物，但是外国专家定的学名不对，多余而重复。而旧学名并无错误，无须更换，于是他恢复了原来的学名，废弃了这位外国著名专家定的新学名。我国的鹅绒藤属植物，过去一些外国专家把它细分为八个属，应该怎分类才科学化呢？为了这个问题他从全国四十多个单位借来了文献资料和两千多号标本。接着，又和助手一起，把这两千多朵只有火柴头那样大的小花解剖开，在显微镜下一一观察，绘制成解剖图一一比对。前后经过了两年半时间，终于得出这个属各种植物的副花冠特征大致相似，应该归并为一个属的正确结论，从而纠正了分类上的混乱。在《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中，他纠正了英、美、德、法、苏和瑞士等国家的名专家关于夹竹桃科和萝襻科新种新属分类上的错误，如萝犛属、狗牙花属、鹅绒藤属、纽子花属、长节珠属、鳝藤属、罗布麻属……等大小错误共一百六十多处。一九七七年，这部科学著作发表以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说这是“一本巨大的创作，不论在科学内容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均具有高度的水平”。充分表现出我国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已经攀上了世界水平。一九七八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整理有关植物标本名称的论文，在夹竹桃科和萝捧科中， 声称是全部根据《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的结论。这表明蒋英在夹竹祧科等三个科植物分类上，已经成为世界权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这本植物分类学新著，获得了嘉奖。他看着这本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感慨万千，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七律:

题《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

植物图经八十卷，葱笼大地斐成章。

抓纲治国群情快，纬武经文万代芳。

科学进军传捷报，葵花倾日向中央。

耄年自喜心犹赤，渭水才惭尚父姜。

　　一九七九年六月，蒋英和他的助手李秉滔讲师披卷三载完成的又一部新著一一《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卷第二分册（除肉豆蔻科外），又出版问世了。这同样得到国内外植物分类学界的好评和重视。多年来，他还先后参加过《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约十本书的编写工作。近年来，蒋英教授虽然年逾八十，还坚持科学研究，写成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一九七七年发表在植物分类学报上的对《东亚植物学文献》附录中“中国古代文献”部分的订正，是一篇研究我国古代植物的学术论文，文中纠正外国人的错误就有六十二处，可见他具有渊博的学术造诣。

　　四、桃李吐芬芳

　　几十年来，蒋英一面进行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一面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来主讲过《树木学》、《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等多门课程。他不断把科学研究中得到的新资料，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又在教学工作中，认真学习有关生物化学、细胞学等方面的，知识，还填补了自己在裸子植物门及竹科植物分类上的空白点。

　　解放初期，他担任林学系植物学教硏室主任。他和教师们一起认真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创造了“陈列辅导”教学法。这种方法是在学期结束前夕，把课程和实验的全部内容，用各种直观教材、挂图、显微镜照片、生活标本、腊叶标本等，连同说明、讲义分门别类陈列展出，辅以解说，就象举办展览会一样。在那些日子里，他把床铺搬到陈列室去，几乎整天充当“讲解员”。蒋英和教师们的辛勤劳动，使学生能系统、深刻地掌握了植物学的知识。从一九五三至五七年学生考试成绩评比，植物学课都是名列前茅。植物学教研室也被评为广州地区自然科学教学先进单位。 后来，“陈列辅导”教学法还由高教部在《高等教育通讯》上作了介绍推广，各地许多高等学校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蒋英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为祖国培养出大批林业科学工作者，他早年带出来的研究生和助手，许多人已经成为教授、研究员，如华南农学院基础课部主任、在中国梧桐科植物分类上有造诣的徐祥浩教授等，有几十人之多。华南农学院林学系讲师李秉滔，从一九六〇年毕业后当蒋英教授的助手。蒋教授辛勤培育二十一年的这株科学幼苗，已经成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界的一枝新秀，还被中国科学院聘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从事我国马钱科、大戟科植物的研究。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原文摘录于庄秋兴所著《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蒋英》一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